很久没写博客，不少朋友在骂我。日前出版了一本《沙葬》（复旦大学出版社）。是我近三十年的自选集，每年选文一至两篇，并附该年简要的“纪事”。从今日起，将纪事隔三差五放到我的博客上，聊补空缺。我又开始写字了，近日完成了一篇“体特生与中国大学”。见了纸媒后，会从速挂上。

三十年纪事

一九八三年

我是所谓七七级的。当时分数够了，却没被录取，和很多命运相同者就天天泡在招生办门口。上方看不下去了，给了个“扩招”的政策，得以跨进大学门槛，比第一拨录取的晚两个月，记忆中是1978年5月入校。那年我28岁。年龄相仿的同学多带工资。我是待业期间考学，虽有8年工龄，无单位，也就没处开工资。一年后为了饭票报考研究生，1979年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我过后对同学说：当年考上，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了信心。那时已不是青春少年了，但心无旁骛，一门心思，一天天就是读书，我当时基本不写东西。同窗的何光沪比我活跃。当时中国青年报在讨论“潘晓”问题，老何就此发过文章，我看后兴起也写过一篇。编辑说不错，但是讨论马上结束不好用了。这应该是我研究生三年唯一的投稿。研究生读的是基督教专业，实际上我已自学社会学。毕业便跳槽，到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下面的文章“对于婚配失调原因的探讨”是我毕业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该文刊后影响广泛。时任《北京日报》部门主任的唐昕先生极为看重，说是要鼓吹“郑也夫梯形”。其实这里面有点问题，我最终也没想通，甚至怀疑官方的统计数字。

一九八四年

那时社会上写手不多，特别缺少社会学视角的写手。我的文章一发表，便有记者找来。很快便与《北京晚报》百家言的记者薛涌成为莫逆之交。我长他十岁，彼此都是初入文化界，都是尽享改革开放的宽松，沐浴久违的欧风西雨。回想那时的心境，真是严冬刚过早春二月，一年不会有第二次。我在研究方向上渐渐地靠拢知识分子问题。胡平在我读研时就爆得大名。我不愿追踪名人。工作后在北京社科院同事蒋津宁家里第一次见到胡平，一见如故。我将我写作的知识分子一书的第一二章给他看，他只淡淡的一句：“不完成是罪过”，对我作用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