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冲基金大亨可能因内幕交易遭重判
对冲基金重量级人物、GALLEON GROUP（帆船集团）创始人拉杰•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的内幕交易案本周在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开审。美国媒体预计，这一审判将会长达10周。如果证券欺诈和共谋的14项指控都成立，53岁的RAJARATNAM可能获刑20年。迄今为止，亿万富翁RAJARATNAM是美国政府内幕交易调查中的“大鱼”。以他为核心的社交及生意网络中有近三十人被起诉，其中包括专家网络公司员工、行业“专家”、咨询公司合伙人、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和对冲基金从业者。政府对RAJARATNAM有超过2400次、约90小时的窃听通话记录，其中一些通话对象是已认罪的污点证人。在法庭最终允许检察官使用窃听的通话记录作为证据之后，政府的胜算大大增加。前两天的庭审中，四位涉嫌参与RAJARATNAM内幕交易的人士被重点提及：前麦肯锡合伙人库马ANIL KUMAR（RAJARATNAM的商学院同学），前英特尔高管RAJIV GOEL（也是商学院同学），帆船集团投资组合经理ADAM SMITH，前麦肯锡高级合伙人、前高盛和宝洁公司董事RAJAT GUPTA。他们中的三人已经认罪，并成为污点证人。

日本股市14日出现暴跌
东京股市3月14日大幅下挫。在日本11日发生毁灭性地震和海啸后，该国核设施进入紧急状态并引发担忧，日本出口商和工厂运营商类股受到的冲击最大。截至收盘，日经指数下跌633.94点，至9620.49点，跌幅达6.2%，创2008年12月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包括东京证交所一部所有股票的东证指数跌68.55点，至846.96点，跌幅7.5%，创下2008年10月份以来最大跌幅；33个分类指数中2/3均下跌。大阪证交所6月日经指数期货收盘跌710点，至9460点，跌幅7.0%。A股和港股则小幅上涨。上证指数收报2937.63，涨3.83点，涨幅0.13%，成交1525.26亿元；深圳成指收报12958.29点，涨110.27点，涨幅0.86%，成交1179.89亿元。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3345.88，涨96.10点，涨幅0.41%。欧洲方面，截至北京时间3月14日晚19：40，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下跌0.25%，德国DAX指数下跌0.94%。

德国认为日本核事故对世界是一个转折点
在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并导致放射物泄漏事故后，德国总理默克尔11日晚宣布，德国将全面检查境内17座核电站的安全标准。默克尔11日晚在总理府召开有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核能安全部长勒特根和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参加的紧急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本发生的事情对世界是一个转折点，”核电站事故发生在日本这样一个拥有最高安全标准的国家，德国也不可能像以往一样照常运营核电站，必须全面检查核电站的安全标准。默克尔说，“核电站安全和保护人身安全始终是最高主旨。”11日当天，大约6万名示威者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市组成了45公里长的人体链条，要求立即关闭所有核电站。德国联邦议院2010年10月通过了政府有关延长核电站运营期限的计划，现有的17座核电站的运营期限将平均延长12年。由此，德国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的时间将由2022年左右，推迟到大约2035年。

吴邦国委员长提出“五个不搞”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今天（10日）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吴邦国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吴邦国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律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特高压输电网的安全性受到专家强烈质疑
就在对高铁的争论余波未息的时候，国家电网力推的另一项大工程——特高压输电网络在“两会”上也引起极大争议。根据国家电网规划，“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投资超过5000亿元，建成“三纵三横”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和11项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蒋兆祖、国家电网建设公司顾问丁功扬等23名专家联名上书反对。丁功扬说：“交流投资额是直流的2－3倍，预计亏损不亚于高铁，如果国网把损失转移到电费，必然会提高电价，最终由全民埋单。”此外，根据国网公司的规划，将采用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电网形态由原来的东北－华北－华中“长链式”，转变为华北－华东－华中“团状”结构（下称“三华电网”），与西北、东北、南方3个同步电网之间通过直流联系，耗资上万亿元。清华大学电机系柔性交流输配电研究所研究员王仲鸿认为，三华电网将破坏中国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安全合理的分层、分区、分散外接电源的“三分”结构。原华中电业管理局副总、代理总工程师张育英认为，交流电网存在稳定和系统瓦解的重大隐患，大交流同步电网无法采取完整、可靠的三道防线，必然发生瓦解性的大面积停电事故。“欧美俄日曾研究应用交流特高压失败，联合国文件又作了结论，为什么还要重走世界已失败的道路？”国际大电网委员会会员蒙定中质疑认为。2005年，联合国经济社会部一份报告指出：“交流1200千伏曾在俄罗斯使用，无论如何，超出1000千伏时，能承受如此高电压的实际难度、设备和绝缘代价，都过高而难以采用。”实际上，国家电网在“十一五”前就曾经想上马特高压，但由于技术不成熟而被搁置。不过此次的专家质疑，也基本不太可能延缓这一庞大工程。

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基本上是一团乱麻
南京的东大影壁是一条只有几百米长的小巷，然而从去年10月起，短短两个月内，先是埋设自来水管，挖了一遍；接着污水管工程又挖了一遍；路刚刚填平，又要埋设煤气管道，又要开挖……就这样挖了填、填了挖，前后反复了5次，附近的居民不仅出行困难，平时生活也受到不少困扰。这条路也因此被戏称为“拉链路”。对此，江苏省住建厅厅长周岚已经提交了“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管线管理立法”的提案，提请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理。南京的地下至今尚保留有民国时期埋设的管线，仅把江苏市政行业的地下管线连接在一起，长度竟可绕地球赤道三圈半，其中供水管道6.4万公里、排水管道4.8万公里、燃气管道2.8万公里，再加上供电、通讯、有线、交通信号等管线，你可以想象城市的地下，该是一个何其复杂的世界。“据统计，城市道路下出现的管线最多可达到21种，长度还在逐年增加。”周岚介绍说。她将其中的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由于地下管线投资主体多元化，部分投资主体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难以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和有效制约。二是由于利益主体分散，建设时序难以协调，导致重复开挖现象严重。三是由于缺乏内容综合、信息动态更新、数据准确权威的信息系统，无法为建设行为提供必需的信息支撑。四是缺乏完善的地下管线管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其实，虽然这里说的是江苏，但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类似问题。像近几年来，北京就多次出现地下管道爆裂事件。对此，必须由系统的城市规划来综合解决。

外媒认为中国实际债务负担已达3.55万亿美元
近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实际债务负担要比目前普遍认可的债务水平大得多。文章表示，中国财政部长在报告中说，2010年底中央政府的债务是1.0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7%左右。但中国财政部长给出的这个数据并不包括很多大型国企、地方政府、甚至中央部委所持有的债务。这些未被算在内的债务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国有政策银行的债务以及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另外，中国官方总债务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和除财政部以外的中央部委的债务。中国铁路负债也没有被算在其中，尽管铁路由中央政府部委运营。中国铁道部长5日说，光是铁路公司的债务总额就超过2700亿美元。若在官方数据的基础上，再加上中国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的债务以及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估算债务，中国政府的总负债将达到3.55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59%。渣打银行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估计，若包括或有负债在内，中国总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77%。北京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董事总经理葛艺豪则认为中国总负债占GDP的比例为75%。不过，分析师并不认为中国处于债务危机的边缘，因为中国的税收收入迅速增加，国家拥有大量资产，几乎所有的债务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

香港舆论认为经济转型必须改革政府管理架构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接见香港赴京参加“两会”的人大及政协人士时，对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尤其在谈到委员们要支持港澳政府谋划长远经济发展时，习近平指出，保持港澳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适度发挥引领作用，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因此港澳政府及社会各界必须登高望远，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做发展战略部署和规划。香港《经济日报》评论认为，这是对港府一贯以来坚持“小政府、大市场”教条的批判，正是在这教条的制约下，港府对推动长远发展一直乏力，即使在推动六大优势产业等新兴行业时仍沿用此教条，结果至今六大产业仍未有较全面和具体的规则。事实上在目前的政府建制及架构下，根本做不出上述的规划，也不可能达到中央领导的要求。要做到这些对长远规划的要求，港府内部必须建立一定的产业发展规划及决策能力，为此必须设置类似内地发改委，或日本的工业贸易部的机构或部门，并聘请专才开展相关的政策研究、决策、跟进和修改等功能。同时，在政策上要在基建、拨地等边缘性鼓励措施外，必要时由政府带头投入，使项目先行启动，随后再吸入私人资金以各种形式参与（如招私企入股、上市、发债及向银行借贷等）。但要做到上述境地，港府必须撇除教条主义束缚。也正因此，中央领导的讲话十分重要，这打中了港府长期以来推动产业发展乏力的节点上，如不先从基本思维突破，一切都无从说起。过去中央早已指出香港有经济转型迟缓的深层问题，而这次可能是首度再退一步点出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

香港政府临时拨款议案破天荒被立法会否决
日前，香港立法会首次对香港政府临时拨款议案做出否决。香港开埠以来，即使在港英年代，也从未有政府临时拨款议案未能通过的先例。因此，这次方案被否在香港产生了一定的震动。香港政府600亿港元临时拨款议案主要用于3月31日结束的本财年底与下一财年预算案获立法会最后通过期间的政府开支。议案被否后，外界一度担心在议案通过前，香港特区政府可能被迫停顿。不过，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对此表示，尽管议案被否，但香港政府仍将一如既往地努力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港府将于3月16日再次提交拨款议案。曾俊华表示，立法会议员否决600亿港元临时拨款议案的做法不负责任；但表示，这不会影响到香港市民。上述议案将在下周召开的会议上重新提交，届时可能会获得通过。然而根据香港立法会《议事规则》规定：“凡立法会已对某一议题做出决定，而该议题是以不通过的方式作决，则在同一会期内，不得就该议题再行动议议案。”因此，临时拨款议案能否很快通过，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