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纪事之三

一九八七年

胡平进北京社科院是我出国前搭的线，我走后他才进院。我回来他却要赴美留学了。见面他就说，报刊编辑们很快会将你撕成八瓣。看了他给《走向未来》写的“论费厄泼赖精神”，惊叹其思维和文笔，竟可以将体育写成这副样子。我的体育段位高他很多，翌日就完成了一篇万言书。以后写体育一发不止，我的最高的报酬标准也来源于此。很快认识了子明和军涛。帮他们的讲班讲过课。之前还为中国文化书院暑期外地讲学。一行七人，赴西安、成都、重庆，同行的有庞朴、陈志华、叶朗等，我是领队、干事兼讲课导师，薛涌是我请来帮做杂务的。这是我第一次讲课。在西安、成都授课时课间有同学说希望我不要念稿子，其他同学说：他讲的很有内容，可能讲课经验不多，方式让他随意吧。在重庆时有好转。几周后去北戴河讲学，我已经脱稿了。以后讲课都凭一张纸。  

一九八八年

置身不同的环境、语境，从里看外，从外看里，对认知好处莫大。我出国前好像也是反传统的，虽说不上激烈。不知不觉，已经完全改变。北京社科院的王至元当时借调到中办在温家宝下面工作。我回国后他约我到他办公处作彻夜谈。谈到中国问题的梗结，二人分歧便生。他认为是传统，我认为是我们的正统意识形态。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只一年后他也转变，我们又认同了。好像还是88年，京西宾馆有个挺大的学术会议。一个分会场上，我和苏晓康就反传统问题大张旗鼓地争论了一番，围观者甚众。我问他：你觉得中国的问题是相似于和我们传统不同的苏联、匈牙利、朝鲜、古巴，还是相似于和我们传统相同的台湾、日本、朝鲜？苏君赴美后，我看到他的言论，也放弃了《河殇》中的反传统。

88年5月我完成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研究》一书，交给上海一家出版社。88年夏天，我一个人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讨论会。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世界经济导报为我无偿发了征文讨论会的广告。我收到数百份论文，我一人从中挑出30余份，再请来10多位学者。会议三天，我做了五分钟的开场白，大家便开始争论。从早到晚，从会场、饭厅到浴场，大家一直在争论、热辨。有人评价这次会议是他参加过的最好的会议，不是之一。薛涌、谢泳、秋风，是会上最年轻的人。我的组织能力只展露了这一次。注定了我是这个时代的边缘人，虽然自信有很好的组织能力。《知识分子研究》中的一章“知识分子与大众”投稿给《走向未来》，贾新民非常喜欢，翌年发表后为这篇文章开了一次座谈会。

                             摘自《沙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