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在常州，看了不少常州市多年来建设道德社会的努力和成果，颇有感受。前几天文章里提到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是常州市长期注重社会道德建设的表彰和展示之一。然而，常州之行最大的感受之一是：当媒体上到处充斥“中国人没有道德”、“中国社会道德沦陷”之类言论和“佐证”报道的时候，像常州这样大力实践道德社会、并取得显著成果的地方，却很少被媒体报道，很少进入人们的视线。在资本和利益的驱动下，媒体显示出明显的逐臭、逐丑、逐恶、逐害的趋向。当今某些中国媒体，对于中国社会的美好，除了怀疑之外，已经没有了兴趣；它们只对国外的美好充满谄媚，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地夸大外国的美好，同时放大和夸大中国的不良现象，而对中国的美好，它们甚至不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一眼。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不愿相信，中国不采用外国的“先进制度”，居然能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因为他们坚信：凡是不采用西方“先进制度”的社会，一定只能是、必须是十恶不赦的社会。
    常州市的道德社会建设主要由政府推动。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已开始重视推动道德社会的建设，其中，“文明城市”、“文明社区”的评选，就是这一努力的表现之一。只不过，中国很大，地方差异也不小，有些地方对此重视不够、方法不足，使得文明社会、道德社会的建设流于形式。或者，在某些人心目中，文明只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硬件环境，对于被贴上“民族劣根性”标签的中国人，对于已经被确认为历史高低阶段中较低级层次的中国传统，他们认为已无可救药，他们认为只有接受西方思想的彻底洗脑、洗心革面，才可能变得文明。这一观念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它从年轻人开始灌输“中国文化落后”的观念。这一长期灌输的结果是，如今相当多的知识精英接受了这种观念，在官员阶层中，接受这种观念的人也不是个别。因此，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来弘扬道德，在很多地方，并不能得到重视。在这样的氛围中，常州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常州在推行道德建设的活动中，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最重要的资源。
    近几年来，常州在全社会推广“道德讲堂”的模式。这一模式的目的是营造“四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道德讲堂”不以大人物的道德事迹为主，而以身边的好人好事为主，但是，它会将身边的平凡故事与历史经典结合在一次。常州市把“道德讲堂”推广到全社会的各个层面，它有一个常规的流程，叫做“五个一”——唱一首歌、看一段视频、诵一段经典、讲一个故事、做一番评议。其中，视频可能是其他人的，而故事主要是身边人的，评议也都是参与者自己的评议，而组织者则需要从本次“道德讲堂”的主题中，例如孝敬，寻找一些经典的论述。当然，像孝敬这样的故事其实是说不完的，尤其是评议中很可能把很多身边不孝敬的事情都带出来。但是，组织者很明智地把“道德讲堂”确立为弘扬正面为主，批评反面为辅，因此，参与者大都很自觉地在评议负面现象时，隐去当事人的名字。
    较为固定的“道德讲堂”一般每周举行一次，具体的频繁程度还可以各自决定，在细节上也有较大的灵活性。例如在常州市内某个中档商品房社区，道德讲堂的内容主要是身边的好人好事，但也有鉴别伪钞等实用知识。讲述者既有本社区的居民，也可以外请其他人，但是，所有的讲述者都是义务的。在常州市另一个城郊结合部的社区，大部分居民以前是农民，他们是城市扩大后改变了农民身份的人群，这里的“道德讲堂”方式又有所不同。这些刚刚改变身份的农民，不习惯在室内开会，因此，室内的“道德讲堂”往往人数不多，而晴朗之日在室外的“道德讲堂”宣讲活动，便能吸引更多的居民。他们来去自由，也不用正襟危坐，感兴趣都多听多说多议论，不感兴趣就回家，倒也符合他们的性格。
    接触了常州市几个基层社区的“道德讲堂”，我认为这种形式是有用的，它除了用身边的道德故事、好人好事让居民们彼此教育、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持和维护中国“熟人社会”的传统。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主，在西方化的生活氛围中，邻居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很普遍，个人隐私被高度放大，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舆论、评头论足，被西方观念看成是干涉他人隐私。而事实上，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隐私也应该有限度，熟人社会的评头论足，实际上就是民众之间社会舆论的监督。现代社会造成的孤独感，也使得人们有交流的愿望，群众性的“道德讲堂”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一愿望。同时，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空巢老人也不少。常州市“道德讲堂”的积极参与者和好人好事的实践者中，老人不少，借助尊老、孝敬的传统，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实践和提倡，自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对于由政府推动在基层社会自我建设道德，我多少也有一些疑问。在另一个著名的全国文明社区，居委会干部介绍说他们如何教育居民要遵守道德、如何帮助居民寻找工作、建立职业道德等做法，我差一点忍不住地问：干部是否也要成为道德楷模？干部的道德建设如何推行？我们不能只要求群众讲道德，而把干部当成是不道德行为的免疫体。但是，我没有把这话说出来，我想多观察一点再说。我知道，在美国也有类似的道德宣讲、推广活动，美国社会此类活动的组织者主要是教会。由于宗教的性质，美国由教会组织的类似道德宣讲活动，不会存在我所说的问题。因为，教会与尘世的不同，一个代表上帝的人，自然可以用上帝的名义给普通人做道德评判。即便美国教会人士频发诱奸、娈童等丑闻，也不影响教会代表上帝在人间推行道德。所以，这也是某些西奴、爱美精不断强调西方因为有宗教所以才有道德的原因。他们甚至认为，中国要建设道德社会，也必须接受西方的宗教，他们中的有些人还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缺乏道德，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有宗教信仰。因此，西奴、爱美精纷纷投入洋教的怀抱。某些媒体和人士还大张旗鼓的宣称：当今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党员。似乎洋教在中国普遍推广是在中国实现道德社会的唯一途径，而事实上，这种观念只是洋奴、爱美精们的想象。所以，当我看到常州某些基层干部只是对群众要求道德时，我确实很担心这种方式变成西方教会模式的翻版：因为我是管道德的，所以，我针对别人，而不针对自己；对于道德管理者自身的道德要求只有自律，没有其他。
    这的确是我担心的。我一直都认为政府不应该是道德的管理者、评判者，而应该是道德的第一实践者。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官员应该首先成为道德规范的身体力行者，并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然后再以政府官员的影响力，在全社会提倡道德（请注意，只是以身作则地提倡，而非像西方教会那样以上帝的名义对普通人的道德进行评判）。正当我对常州的“道德讲堂”实践产生这一担心时，我接触了“常州市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局是中央垂直领导的单位，在行政关系上不属于地方，用老话来说，它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一个衙门，因此，它是官，而不是民。常州市检验检疫局多年来重视公务员的道德建设，具体的成果很有效，否则也不会受到中央政府的表彰，这里不多说它的成绩。我想指出的是，我在这个“官衙”看到：“道德讲堂”、道德教育、道德建设非常明确地指向政府官员，指向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因此，这里的道德宣讲内容，不是邻里关系、婆媳关系等婆婆妈妈的琐碎之事，而是岳飞、文天祥那样的气节。这多少缓解了不少我的担心。
    常州的“道德讲堂”模式应该说是有效的，大量涌现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就是证明。但是，我想对常州的“道德讲堂”模式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把官员的道德建设放在建设道德社会的首位。官员不应该只是要求群众培养道德意识、遵守道德规范；官员更应该成为道德的践行者。我希望，常州市未来在民众评选的道德楷模名单中，荣登榜首的不再只是普通民众，而应该有更多的官员，甚至是书记、市长。官员的道德表现可以是尊老爱幼、可以是孝敬老人；也可以是爱岗敬业，可以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还应该是廉洁奉公、为民请命。官员的道德实践不应该只是偶尔作秀，而应该让民众真切地看到。要做到这一点，同时也就必然要求政治的公开性、透明性。再次重复本人的一贯观点：道德建设应该从政府和官员开始。通俗点说：官员学雷锋是必须，民众学雷锋是自愿。本末不可倒置。不愿接受道德约束的官员，可以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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