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十年
丁启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余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划分的界线就是改革开放。
最近，我有两个朋友，不约而同地起了怀旧之情。其中一位，怀念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另一位，说自己经过认真思索，认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前30年的评价是不对的，需要反思。简而言之，她认为：后30年不如前30年，“文革”也有其合理性，并非一团糟，资本主义是死路一条，云云。
我说的这两位朋友，工作、收入都不比我差，房子都比我的大，大很多，年龄都比我小，一个小三四岁，一个小七八岁。
人人都有怀旧的自由，有思索的自由，尽管是好朋友，我也无权干涉他们的这两种自由。这里我只想简单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我喜欢后30年，我愿意做改革开放的歌德派。
请不要误会，以为我如今的生活有多么宽裕、滋润。熟悉我的朋友都可以作证：我的房子，在同龄朋友中，在上下年龄的同事中，差不多是最小的，到处是书，剩下的空间，仅可容身而已；我的收入，比一般同事多出的部分，也就是每个月两三千元稿费，由于不善理财，又喜欢隔三差五呼朋唤友出游吃喝，以至家无儋石之储——银行没有存款；许多同事朋友都买汽车，而我出行仍然以公交车地铁为主，不是我讲究环保低碳，实在是拿不出那一笔购车钱，当然，也怕买了车，付完油钱过路费，没了买书吃饭的钱。有个朋友说过一句实话：以我目前的条件，上婚恋交友网，或者登报征婚，比较困难。总而言之，我所受改革开放的益处，不会比平均水平高多少。
也请不要误会，以为我出生于“地富反坏右”家庭，前30年的那些政治运动中，曾经饱尝羞辱、殴打、牢狱、家破人亡之苦。恰恰相反，我的阶级成分是贫农，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历次政治运动，都不曾对我家有任何冲击，大大小小的批斗大会，我的家人都是旁观者，充其量，不过是台下跟着众人振臂喊口号的。总而言之，前30年，我家没有吃过任何一次运动的苦头，逍遥复自在。
我之所以要歌颂后30年，歌颂改革开放，一言以蔽之：感觉到了一点自由的气息。
自由包括两部分，物质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当然，都只是相对的自由，而且只是相对于本国本地区的前30年而言。
前30年，我并未全程经历。我自己记事的部分，只是其中的后面10年，其余20年，主要来自父辈的讲述。综合起来的印象，就是：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是极度不自由的。虽然地属鱼米之乡，但农民家庭，五六口人，无论父母如何胼手抵足，常年在田地间挥汗如雨，辛勤劳作，年终结算，还是免不了要戴一顶“倒欠户”的帽子（即高晓声小说《陈奂生上城》中所说的“漏斗户”），每年总会有一些青黄不接、饥寒交迫的日子。村前村后，山坡溪滩，倘若允许开垦，以我家乡的自然条件，要想做到人人衣食无忧，那原本是轻而易举之事。但是，那时候的领袖不准，政府不准，谁敢？冻死，饿毙，也只能忍着。相比之下，精神的自由似乎不成问题。但那是因为，肚子尚且填不饱，谁有闲心想到那一层！
后30年，我的记忆清清楚楚。虽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乃至足以令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的事情，世风浇薄，人心浮躁，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贪污成风，腐败连片，房价升天，股票坠地，官戾民贱，国富民穷……不胜枚举。但是，我和我的家人至少可以不必再像前30年中的长辈们那样，经常为一家人的充饥御寒，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了，不必再因为有人生病，为了一二十元钱，求告无门了——我家亲戚不少，可是前30年，谁家也没有余钱啊。如今，只要肯做事，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衣食无忧大约是不难做到的吧。我年近70的母亲，常到本村人家的厂子里做些轻松的工作，一个月也能挣一两千元。现在多少人曾经坐火车、乘飞机，国内国外到处逛景，到处吃喝，到处购物，购珠宝钻石，购国际名牌。前30年，谁敢想象这样的事情？后30年，我出版、发表的若干著作、文章，一些朋友看过之后，都认为，若是搁三十年前，是够进监狱甚至枪毙、株连九族条件的。我自知笔下有时候不免于偏激犀利，但如今比我偏激犀利的，大有人在。这种情况，在前30年，无异于天方夜谭。人不可以思考，跟畜生何异？人不可以说话，跟器物何异？一个不可以思考说话的国度，怎能算是人类的国度呢？革命先烈不是有很多位喜欢引用美国人巴德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吗？
前几天，写了两篇温和得几乎看不出立场的文字，便遭到了一些脑子里充满崇拜情结的网友的咒骂。坦率地说，在《东方红》与《国际歌》之间，我喜欢《国际歌》，因为它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靠他人，必受束缚；靠自己，才有自由。
当然，后30年，也不均衡。其中的前一二十年，还残留了前30年的一些尾巴。例如，出趟门、结个婚都需要单位领导的签字批准，这跟奴隶时代，差别不大。后30年，我所感到的自由，基本上是在与日俱增的，是在进步的——当然，我必须郑重声明：我对这个进步的速度是不满意的。它可以而且应该更快一些。
201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