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重视盐的？

盐是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物质之一。当中国古人从肉食为主转向谷食为主的时候，吃盐的需求就发生了，因为动物血肉里面包含有足够人体所需的盐分，而谷物本身不包含盐分。宋朝大文学家苏轼诗中有“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之句，说的是就吃饭时菜里如果不放点盐，即使山珍海味也如同嚼蜡。盐不仅是重要的调味品，也是维持人体正常发育不可缺少的物质。它调节人体内水份均衡的分布，维持细胞内外的渗透压，参与胃酸的形成，促使消化液的分泌，能增进食欲；同时，还保证胃蛋白酶作用所必需的酸碱度，维持机体内酸碱度的平衡，和体液的正常循环。

毛泽东在他始终为人民谋幸福的一生中，特别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非常关注盐——这个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并留下了许多关于盐的论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到了农村。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成为中国革命走上建立农村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开端。

随后，以瑞金为中心的江西中央根据地以及鄂、豫、皖、湘、鄂西、闽西等根据地相继建立，革命犹如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军民除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外，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不能有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这种“三断”政策，对经济贫困特别是盐资源奇缺的赣、湘、鄂、皖地区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毛泽东表述当时情景说：“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和群众和红军士兵的生活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这是毛泽东以关心群众生活、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和根据地存亡的高度，十分严肃地提出改变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局面的紧迫性。这也是有记载的毛泽东关于食盐的最早论述。

政府如何进行这项工作？毛泽东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做报关时指出：“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他指出：“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的是粮食。每年大约三百万担谷子出口。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以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四块钱一担，赚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的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看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买十二两。这不是吓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不管了，今后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明确阐述了商人牟取食盐暴利盘剥老百姓的这一严重问题，并提出来要“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的解决措施。

1941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边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事业、盐业和商业的具体方针。

盐，在边区传统称之谓三大宝之一。边区盐的产区，一是定边、盐池二县的三边池盐，二是子洲县的井盐。当时两地共有盐工2000余人。毛泽东指出： “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口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及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重要来源，故盐对边区有非常重大的作用。”他充分肯定了盐在边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位置和影响。

对边区盐的形势，毛泽东分析：“抗战以来，海盐杜绝，淮盐、晋盐减少，西南依靠川盐，西北及中原依靠宁夏、青海盐，我们边区的盐也就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运销逐年增加。1938年，我们出口的盐还只有7万驮（每驮150斤，每斤24两）；1939年突增至19万驮；1940年23万驮；1941年又来一个突增，达到299068驮；l942年至9月止155790驮；估计最后三个月还可销7至8万驮，共约23万至24万驮。”

采取什么方针呢？毛泽东指出：“首先要确定积极发展的方针。边区目前的情况，对于作为一个极大的因素藉以解决财政困难（公营盐业及盐税）的盐与作为一个主要因素藉以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和物价的盐，决不能采取消极的态度。”他总结从1938年到1942年盐的重要成就，主要是市场的需要和自己工作的努力。他指出：“有些同志看不见外边的需要是由抗战决定的，不超过一定限度的盐是有销路的，因而主张听其自然，党政无需加以干涉。另外有些同志则把盐的逐年增销仅仅归于外面的需要，而不知党政的领导干涉是增销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同时，他又指出1941年工作中的缺点：“原拟运销60万驮的计划是太大了，边区在这一年还不可能解决这样大的运输力。产盐70万驮的成绩是好的，但盐质又太坏，督运是正确的，但不应普遍动员一切地区的一切人，动员的组织与方法也有许多不合实际的弊病。”但是，不管如何，“对于盐业积极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

关于积极发展盐业的思路，毛泽东指出：“必须扩大已经成立的盐业公司，作为联合公私盐业扩大公私产远销的主力军：提高盐产质量，以利广销；恢复督运工作，组织民间一切可能的运输力，扩大运盐，吸受外来的脚户多运多销；修筑道路，配置店栈草料，以利盐运；由盐业公司逐渐统制外销。”（以上均见1948年5月东北书店出版《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还介绍了第一次带头运盐的鄜县城关区副区长劳模鲁忠才的经验，表扬了鲁忠才的突出贡献。

边区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于1941年8月13日晚向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验，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

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认为写得很好，而且开调查会的方法也很好，于是他在8月26日，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个按语。按语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这个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在9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

1943年盐的产运销计划的目标，毛泽东提出“如运30万到36万驮盐出口，按平均边币计算10元一斤盐，就有45000万元至54000万元收入。”这一主要目标，按当时市场价可买粮34600万斤到41530万斤。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统计说明，由于指导的正确，政府和群众的努力，计划大大超额了。产盐达到60万驮，运盐38万驮。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一份报告中说：“高干会议后，根据这一方针，把过去分散无计划的食盐运销，统一于盐业机关，实行对外统销以来，使我们获得了食盐外销主动权，开始战胜敌顽对边区食盐外销的限额、操纵和破坏，使五个月来边区公盐外销量大为增加。同时换进大量必需品和法币，保证了公私两方必需品供给，相对稳定了金融和物价。”（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解放后，毛泽东又作了关于盐和盐业发展的大量论述，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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