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思凯恩斯式宏观调控
要想走出危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关键是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朱 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众多学者认为，未来五年将是中国重要的转型时期。那么，在您看来，应如何分析和判断未来的宏观经济走势？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研究员）：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命题。我认为，分析宏观经济的视角应更多元一些，人们常用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架构存在很大的缺陷。
朱 敏：您认为它存在着怎样的缺陷？
李佐军：一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架构过分强调出口、投资、消费这三大需求的作用，相对忽视供给的作用，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里的供给不是狭隘的产品供给，而是经济发展的“供给边”力量，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结构升级甚至制度创新等。许多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动不动都是“三驾马车”，我不能说它不对，但存在缺陷。
二是，过分强调短期的分析，相对忽视中长期的分析，但实际上经济发展是短、中、长期相结合的，短期趋势是建立在中长期趋势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将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看清楚了，则不必太在意短期的趋势，“管你短期东南西北风，我自气定神闲”。而如果只关注短期数据，我们就会随着波浪起舞，其结果是晕头转向，不知东西。三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分析，相对忽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运用经济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发挥其他学科的作用。
四是，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相对忽视市场的作用。最近两年在反危机过程中，政府明显运用了凯恩斯理论：危机来了，经济增长下滑了，失业率增加了，就开始强调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大规模建设，大规模印钞票。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方面，经济快速复苏和反弹，立竿见影；另一方面，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或即将出现大规模资产价格泡沫、大规模通货膨胀、大规模银行坏账、大规模债务负担、大规模产能过剩和大规模市场化倒退。
五是，过分强调宏观总量的分析，相对忽视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发展往往是宏微观相融合的，宏观总量是建立在微观行为基础之上的。宏观总量是个体的总和，只有看清了大多数个体的行为状态，才能科学把握宏观态势。
朱 敏：反危机的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只是一时的应对之策，但一些人把它当作常态了。
李佐军：对啊。就像一个人犯了严重的心脏病，必须采用心脏起搏器才行，但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不可常用，一旦病人有所恢复就应停止使用，只要将使用时间稍微延长，其副作用就会很大。
朱 敏：“以泡沫治理泡沫”的手段，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您认为凯恩斯理论在现在的经济调控中，要做哪些补充？
李佐军：虽然凯恩斯理论并非一无是处，但我们一定要看清其内在缺陷，有针对性地弥补其缺陷，努力做到如下几个“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形势和展望未来。
一是，将供给和需求相结合。除了需求边的“三驾马车”外，还要重视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新增长点形成和制度创新等“供给边”力量的作用。
二是，将短期和中长期相结合。目前，我们不仅要分析2011年的经济形势，而且要分析未来中长期的经济走势。必须先把未来3到5年的大趋势看明白，才能更好地分析2011年的经济形势。
三是，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结合。要善于运用多学科的思维来分析和观察现实、预测未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存在相交叉的地带，比如“十二五”规划中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推进绿色发展等，就是两种因素相交叉的领域。
四是，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相结合。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使政府和市场职责分明，各得其所。属于市场职责范围的就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领域则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五是，将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一定要找到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所谓微观基础，就是来自于企业和个人的行为选择。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要通过引导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来发挥作用。
朱 敏：如今，结构调整变成了政府自己执行，淘汰这个，鼓励那个，不像是现代意义上的结构调控。理应通过宏观政策的变化，通过权力利益的调整，来引导广大民众和企业追求什么、不追求什么，结构自然就调整好了，而不应由政府通过强制手段来直接进行结构调整。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确实颇为关键。
李佐军：需要谈论的中国经济转型问题，应该说基本都在这几个“相结合”的框架之内。下面我们一一探讨吧。
二、补充1：供给和需求相结合
要想走出危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关键是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朱 敏：那就不妨先谈谈，在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供给和需求应该如何相结合？
李佐军：这就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问题。所谓动力，在我看来，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来自需求的动力，另一方面来自供给的动力。
根据凯恩斯的“三驾马车”，我国以往的需求表现为“出口—投资—消费”的排列顺序，而在“十二五”规划以及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明确指出要将其顺序颠倒过来，变成“消费—投资—出口”。这是鉴于“十二五”前期国际经济的复苏可能不是特别乐观，我们对出口不能寄予过高期望，必须把未来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寄托在扩大内需上。
朱 敏：“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建立促进居民消费的一个长效机制，包括提高就业，提高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解决福利保障问题，改善消费环境，未来把消费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发展动力。
李佐军：当然，除了你说的消费，内需还有一方面是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下一步主要是优化投资结构，更多地要依靠社会投资，降低政府投资。社会投资要动起来，就得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同时，还要将投资向中西部、农村、节能环保等方面倾斜。
朱 敏：刚才我们讨论了需求层面，那么供给层面呢？我们通常理解的“供给”，似乎多为狭义的产品供给概念吧？
李佐军：我们所说的“供给”，是指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信息化、经济结构升级、新的增长点形成和制度创新等。这是中国促进中长期发展最重要的工作。
第一，技术创新的供给动力。目前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技术创新不够。长期以来我们主要生产低端的出口产品，以维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但是现在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在高附加值领域寻找出路。因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将坚持技术进步和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通过技术创新，为经济结构升级提供基本动力，以此提升整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第二，人力资本的供给动力。目前，整个中国的劳动力基本充足，素质也在提高，但是总体来说，大多数地区人力资本还不能满足结构升级的需要。比如，浙江、福建一带，产业结构需要升级，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高素质的人才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一线城市。所以，温州经济现在已经呈现大规模“空心化”，大量热钱在外地到处寻找出路，重要原因是在当地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来支撑其结构升级。
朱 敏：而且，像温州等小城市的房价已经接近北京了，作为白领，他干嘛不在北京买房子呀？也难怪。
李佐军：第三，产业升级也是供给的动力。现在消费结构已经升级了，意味着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低端产品已经没有市场了，产业结构自然也要跟着升级。再者，我们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越南、印度逐渐开始替代中国在部分低端产品市场的角色。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各种生产要素越来越昂贵，企业利润越来越微薄，只有将产业结构升级上去，才能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制度创新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力。其实以上所说的各种动力都来自于制度创新，只要抓住制度创新这个“纲”，就会纲举目张，就像撒网一样，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为什么制度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主体的任何一个行为，都要受制度影响。做一件事情值不值得，划不划得来，都是由制度决定的。制度可以告诉你，干这件事情要付出什么代价，取得什么成效。如企业为什么要搞技术进步？是因为它在一定制度条件下可以实现得大于失，而如果企业花了很大的成本搞技术创新，其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它就没有积极性推进技术创新。
朱 敏：结构升级应该也是如此吧？原来的产业轻车熟路，为什么要升级呢？既有消费水平升级、消费者不买账了的因素，是不是也有制度设计的因素？
李佐军：的确如此。只要你升级，政府政策就支持，而如果你再发展“两高一低”的产业，政府就进行打击限制，结果就会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五，新的增长点的形成。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动力，或者叫做新的竞争优势的形成，这也包含着技术、结构、人力资本等因素。
中国要想走出危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关键是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培育新增长点、建立新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同时，要提升改造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信息化水平，发展综合运输体系和现代能源产业，发展海洋经济，发展现代农业。需指出的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是建立新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
朱 敏：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是中国在全球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中站稳脚跟的关键，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如新能源、节能环保、新一代IT领域要占领制高点。那么，作为经济长期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培育新兴产业具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李佐军：要说优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国内市场优势。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而且是一个滚动性的市场，因为中国各地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消费层次比较高，有些地方比较低，所以不同档次的产品都能在中国不同地区找到需求对象。比如彩电，高清智能的在北京、上海有消费需求，黑白的也能在部分农村和西部地区找到需求，其他国家没有这种需求多层次的优势。中国的企业在满足滚动性市场需求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怎么利用好这一优势非常关键，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大、潜力大、多层次性等特点，导致每种产品总能找到自己的需求空间。
三、补充2：短期和中长期相结合
所有目标很难兼顾，但是都要去做。所以现在比较复杂，下一步宏观政策的选择非常为难
朱 敏：现在正值年末岁初，说到短期和中长期的结合，很多人都会关心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对这种渴求预判的心态，您是怎么看的？
李佐军：我一直认为，短中长期是叠加的，做宏观形势分析，难的不是短期，而是中长期预测，大趋势判断准了，短期不必在意。当然，这里还有两种情况，在比较健康的宏观调控下存在一种可能趋势，在不健康的宏观调控下存在另一种可能趋势。当然，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宏观调控迟早会付出代价。
根据研究，我的判断是：宏观经济走势呈现“短期乐观，中期震荡，长期乐观”。短期就是2010年年底之前，中期是2011年初到2013年初，长期是2013年以后，大致这样划分。如果画一个曲线，就是“V+U”型增长，就是说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快速的V型反弹，到2010年二季度反弹结束，开始步入到U型增长阶段，实际上就是经济的第二次探底。尽管探底的幅度没有上次大，但总体还是往下走。
朱 敏：怎么判断短期走势？
李佐军：短期如果是2010年，则可用三句话概括：总体乐观，前高后低，复杂。GDP增长可能在10%左右。短期如果是2011年，则也可用三句话概括：平稳较快增长，调整为主，进退两难。GDP增长可能在9%左右。
朱 敏：中期呢？
李佐军：从2011年初开始，到了中期。还是三句话：不那么乐观，震荡徘徊，可能持续两三年时间。总体说来，中期是U型曲线的下降通道和底部通道。但是，这个U型阶段和刚刚经历的V型阶段是不同的，有三个不同：
第一，底部高低不同。在V型的底部，最低的是6.5%，就是2009年一季度；到了U型阶段也会有底部，估计在7.5%甚至更高一点，同样是探底，但是幅度不同。
第二，底部的持续时间长短不同。在V型的底部2008年的四季度和2009年的一季度，只有几月时间，到了2009年4月份汽车销量大增，房地产价格上涨，经济出现快速反弹，底部持续时间很短。但是到了U型阶段，它的底部是一个锅底，总体是要折腾、震荡、徘徊，那能不能采取“快、准、狠”的政策再次将经济刺激起来呢，使其成一个Ｗ型的反弹？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因为“强心针”不能老打，老打是要打死人的，现在通胀已经那么高了，你还敢打吗？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了，就是要以反通胀、调结构为主，也就是说未来两三年，经济增长将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必须按照“十二五”规划建议的要求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转方式、调结构上。
第三，复杂性不同。在过去V型的阶段，我们的政策很单一，就是保增长、保八，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不是适度，而是明显的宽松。
到了U型的阶段，我们的政策目标就多元化了。总体上有五个目标：一是稳发展，二是防通胀，三是调结构，四是促改革，五是保民生。这五个目标是并存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你要防通胀，就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就要下滑；你要调结构，就要淘汰落后产能，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经济增长也要受影响。解决这个问题，浮出那个问题，就是两难啊！所有目标很难兼顾，但是都要去做。所以，现在比较复杂，下一步宏观政策的选择非常为难。
朱 敏：由此而言，从V型到U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转折呢？是不是真的属于“二次探底”？
李佐军：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刺激政策的部分退出。2010年初，中央要求控制信贷投放，遏制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势头，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等。这些刺激政策推出之后，两三个月之后就开始显现效果，中国经济就开始向下调整。
第二个因素是房价。这是一个必须独立出来的因素。过去几年房价保持高增长，成为快速走出危机的重要力量。但是，现在已经那么高了，再接着涨老百姓不答应了，政府也承诺必须要控制房价。但是，现在毕竟是房地产在绑架整个国民经济，不让房价涨，就是意味着相关联的许多行业发展乏力。
所以，以上两个因素使得我们走向“二次探底”，冠冕堂皇地说，是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前进！其实就是“二次探底”，只不过是底部高低不同，没有2008年急剧而已。
朱 敏：前面我们分析了短期和中期，那么，怎么看待长期呢？
李佐军：所谓长期就是2013年之后，三句话：长期乐观，保持7～8%左右的中速增长，保持中速增长约20年左右。但是，走向上述道路还不是必然的，存在三个前提：
第一，中期阶段不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急剧破灭，即30%以上的大跌，引发中国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意味着部分银行要破产，进而引发企业破产等。实际上，2008年的危机是西方的经济危机，只是导致我国出口下滑、经济增长下跌而已，我们自身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爆发，正在累积当中。如果我们自身的经济危机爆发，那就意味着2013年经济还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中期，也就是未来两三年，确实按照“十二五”规划建议的要求去“治病”了，也就是说将主要精力转到转方式、调结构和促改革上了。反之，如果我们还像过去一样继续追求泡沫式的高速增长，不愿意承受经济下滑的局面，则2013年可能正是泡沫越来越大的时候，还不能走上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
第三，新的增长点确实开始逐步形成。未来两三年经过一个调结构的过程，发展新兴产业，拉动下一轮的经济动力开始形成了，经济的基本面开始复苏了，开始走上一个比较健康的轨道。如果到2013年还是没有形成新增长点，还需要依赖宏观调控，特别是通过印钞票来维持高增长，那还是不能走上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
朱 敏：关于长期，您的判断是只能保持7～8%左右的中速增长，为什么不能维持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了？
李佐军：这里面也有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外需有一部分永久消失了。因为美国人也开始反思，调整原来的消费模式，超前消费、负债消费、高消费要有很大的收敛，所以中国有些出口需求就永久消失了。
其二，内需的扩大将取决于我们深层次的改革。扩大内需必须提高广大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而这要通过反垄断、反特权、反腐败等深层次制度改革来实现，真正的扩大内需绝不是通过家电下乡、建材下乡这些皮毛政策能完成的。真正的内需是老百姓身上要有钱，社会保障又比较好，有较强的消费意愿，要达到这个效果，显然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而这类改革能不能适时推进，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不能期待过高。
其三，基础设施五年之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部分地区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来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将相对缩小。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通过大规模的基建，拉动了中国经济1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但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有限度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历过一个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的高潮后，就开始相对稳定。而且，中西部基础设施也有一个经济性的问题，西部地广人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经济不够，维持成本也偏高，不能无限制地发展。
其四，“土地财政”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今后也要相对缩小。这些年来，地方经济高速发展与土地财政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以后土地财政将受制于三个因素：一是，土地数量越来越少，没有那么多地可卖了；二是，房价地价上涨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如果泡沫破灭问题将更严重；三是，农民的土地权利今后要得到更多保障，新的《拆迁条例》出台之后，地方政府随意圈地的空间变小。
其五，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越来越稀缺，环境污染的压力越来越大。今后不但要面临国内自身的环境问题，还要履行国际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承诺。这就为我们经济的高增长形成了约束，因为你增长得快就要消耗资源、破坏环境。
其六，人口红利、市场化红利、国际化红利三大红利减少。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提前到来，导致人口红利在减少；原来30年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把生产力的束缚解除了，今后将主要是推进公平方面的改革，即公平地分蛋糕，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市场化红利了；以前因为改革开放、加入WTO，世界总体是欢迎我们的，我们分享了全球分工协作的好处，但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后，许多国家逐渐开始防备中国崛起，国际化的红利也在减少。
朱 敏：回过头来，站在中长期的基础上，我们再看看短期，应该能看得更清楚。那么，在中长期的中国经济曲线里，2011年总体实质上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通道，下半年则可能触及U型的底部阶段，之后会不会像日本当年泡沫破灭之后一蹶不振？
李佐军：我认为不会。原因是三大生产力还将继续释放，决定我们中长期经济是乐观的。
一是结构生产力还将大释放。也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等，结构变化释放的生产力，这也是中国增长高于别国的原因。因为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已经结束，它们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我们除此之外还有结构生产力的释放。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的幸运所在，我们之所以对长期乐观的依据所在。
二是制度变革的生产力将大释放。过去主要推进了市场化经济改革，今后还将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环境“五位一体”的改革。当然，前提是政府必须积极推进这些改革，如果扭曲改革还有可能阻碍生产力，所以，一方面要继续推进科学的改革，另一方面要对过去扭曲的改革进行调整，并消除其不利影响。
三是要素升级的生产力还将大释放。也就是供给的几个方面，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增加、信息化等，这些方面中国还确实处于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
四、补充3：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结合
如果不转型，其他问题是实现不了的。要痛下决心，敢于革自己的命，以求得新生
朱 敏：经济因素刚才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我们重点分析一下非经济因素和两者交叉地带的因素吧。
李佐军：好的。除了经济调控之外，我们还要进行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推进全面改革等。这次“十二五”规划有三个关键词：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民富，实现民富国强；改革，全面改革。它们的关系：民富是目标，转型是途经，改革是根本的手段。这是一个逻辑的链条，我认为这才是抓住了未来最核心的问题。
我们讨论经济的发展，除了经济指标，还要实现：结构要优化升级，民生要得到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要推进，改革还要深化。实现上述这些目标，才是保障我们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条件。要下决心转变到这个层面上，宁愿承受经济增长下滑带来的就业压力，也要做到。这样才能实现中国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朱 敏：具体来说，除了经济要推进较快发展之外，“十二五”期间还要推进哪些层面的发展？
李佐军：一是转型发展，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追求融合的同步发展；二是统筹发展或协调发展，不仅是GDP要增加，而且城乡的协调统筹、区域的协调统筹，也要同时达到；三是创新发展，即自主创新能力要提高，自主品牌要增加，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增加；四是绿色发展，资源环境问题不能越来越加剧，要缓解；五是和谐发展，也就是惠民的发展，让全体老百姓享受到发展成果，在发展中维持社会稳定，加快解决好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
朱 敏：实际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概念。
李佐军：所以啊，要特别突出解决改革的问题，才能切实实现真正的发展，因为改革是一个根本的手段。这次“十二五”规划，有一句话非常好：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这确实是下一步“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十二五”期间如果还是对此遮遮掩掩，不痛下决心的话，中国要出大问题。吴老师（吴敬琏）最近刚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十二五”规划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如果不转型，其他问题是实现不了的。要痛下决心，敢于革自己的命，以求得新生。
朱 敏：改革最核心的是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李佐军：首先政府需要转型，把自己的部分权力下放，放弃一些利益，税负上要大幅减免；直接干预经济的权力要减少，老百姓的权力要增加；中小企业的蛋糕要增加，国有大企业的蛋糕要减少，要拿出一部分央企的利益，实现重新分配，这是改革的实质问题。如果大的权力利益格局不变，越来越恶化，其他东西都是表面文章。
五、补充4：政府与市场相结合
好的制度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的有效配合，二者各司其职、分工合作
朱 敏：政府与市场的问题，在经济学中也存在着争论。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永远是个难题，要么是政府权力过于强大，干预市场，要么是市场化过度，导致失灵。
李佐军：其实，两个极端都不对，不能绝对地说政府、市场哪个好。在我看来，好的制度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的有效配合，二者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安排。
朱 敏：大部分的历史情况还是政府走过头，越位了；也有一些历史时期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却没有作为，导致经济危机。究竟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何在？
李佐军：我认为，政府最主要的是保护产权、维护秩序。在经济学上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都要交给市场，市场解决不好的才由政府来解决，这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所在。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形态可能多种多样，但是基本原则大致如此。
朱 敏：中国现在属于哪种情形呢？
李佐军：现在我们国家的问题是政府做得过多了，“越位”、“缺位”、“错位”并存。有的是越位，本应由市场做的却由政府去替代市场，在这次反危机的过程中，在运用凯恩斯政策的过程中就存在明显的越位情况，虽然有些效果，但长期的副作用极大；有的是缺位，就是该干的事情没有干，如维护社会的公平，维护市场竞争的秩序，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有的是错位，这个领域的职责被错配到另一个领域去了。这是个焦点问题。
朱 敏：具体回到宏观经济形势上分析，短期来看，如何判断2011年的政策选择问题？
李佐军：我认为凯恩斯政策要尽早退出，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不能常态化，否则由此带来的后遗症消化起来太难了。政府因为发生危机了，这个也要管理，那个也要管理，权力是有自我强化趋势的，一旦拿到手上，想要它放弃是很难的，牵扯到多少部门和个人的利益，牢牢不放。这就是为什么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越做越大，政府控制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所以，下一步货币政策不是转为稳健就够了，这仅仅是一小步。背后蕴藏着政府角色要合理定位的大问题，还有许多深层次的工作要做。
不光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要调整。比如减税就一定要减，每年中央财政以超高速的速度增长，达到20%以上，两倍于GDP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这是不正常的。但是，现在还是不断有新的税种推出，原来的税种却没变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起点早就该提了，现在内需提高那么困难，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虽然没多少钱，但是底层的工薪阶层直接受益啊。这也是利益分配的事情，到了嘴里的东西都不愿意吐出来，只想增加新的捞钱的机会，这必须尽快改变。
六、补充5：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政府只要把法律法规、引导政策制定出来，至于企业，它自己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考量，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
朱 敏：说起宏观和微观的关系，我想这方面还缺少较为深入的研究。您为什么长期关注这一点呢？
李佐军：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特别强调一点，2011年以及整个“十二五”期间，要下决心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如果没有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们中国经济靠什么呢？国家无非有三类基本主体：政府、国有企业和央企、民企或中小企业。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机构，但我们的政府变成了公司，有的人还把它当作“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搞得像企业一样追求高增长、高利润。
客观来说，这么多年中国的高速增长确实与此有关。我的核心观点有两句话：一是，依靠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只要为它们创造良好的环境；二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把其企业角色进行转型，由经济型政府变成社会型政府，由权力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现代意义的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不能是市委书记变成董事长，市长变成总经理，主要抓招商引资、大项目的上马；财政局、税务局、招商局成了强势部门，科教文卫等部门成了弱势部门，不太重要的人在管这些职能。要把微观的主体，真正让位给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
朱 敏：就微观主体而言，目前的状态是“国进民退”，实质是“政府进、市场退”，或者叫“官进民退”，一方面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造成社会公平的损失。
李佐军：没错，现在央企的效益那么好，主要是靠垄断特权得来的，面对13亿人口的市场，只要在每个人身上稍微抽点钱就会发财，民企哪有这等待遇，完全是不公平竞争；而民企挣钱，必须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才会买单，才有市场，所以，企业的结构也要进行大的改变。
我要强调的是，宏观调控的政策，要从微观主体的行为出发，不能是为了宏观调控而调控，一定是以宏观政策的设计来刺激或者引导微观主体的行为，来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我们推进结构调整，推进转变发展方式，都要通过微观主体来实现，而不是政府直接去实现。比如，发展新兴战略产业，这是一个结构调整，政府就要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给予企业以优惠措施，而不是直接行政干预、“腾龙换鸟”、“拉闸限电”（节能减排也不能“拉闸限电”），包括淘汰落后产能，直接规定哪些企业允许做、哪些企业不允许，凭什么？法律依据何在？
政府只要把法律法规制定出来，引导政策制定出来，至于企业会怎么选择，它自己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考量，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