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11大地震，引发海啸，进而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泄露事故。
地震、海啸是自然灾害，人类只能预防，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级，没有消灭灾害的可能，但核泄露事故是有可能预防消灭的。但是，有一个大的疑问：像日本这样经济与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打击的国家，福岛第一核电站防预核泄露的能力、救助灾民的状况与其国力是不相称的。
笔者对此，有三条基本判断和与其相对应的反思：
第一条判断是：对核电站这样的高危产业，不能完全由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来投资、设防、应急处理。
第一个反思是：福岛第一核电站预防核泄露的能力与其国力不相称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地震级别太高，超出了福岛第一核电站设防级别。看来我们中国的核电站，除选址要避开地震带外，其地震设防级别要达到抗击10级地震以上的设防条件。这种设防条件包括核电站的建筑物、构筑物，应急电源和应急设施和预案要有多套准备和方案。
二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安保措施不是地震摧毁的，而是海啸摧毁的。所以中国的核电站的安保措施，不能把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战争作为单一灾难性事件来预防，要把自然与人类战争等事件综合起来考虑，甚至要考虑抵抗无坚不摧的常规武器进攻，除用核武器打击之外。
三是相对万全之策的核安保条件下的核电站，由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来经营管理没有大的问题，但核电站投资，预防核事故设计、施工，核安全监管，以及应急事故处理等，不能由公司包办。投资、安保标准、经营管理、应急处理要实行四权分立，相互制约。
由此例推及经济领域的“核安全”问题：从历次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看，金融业是国家经济领域的“核”问题。
中国传统的金融业，很有必要进行重新设计，像商业银行要进一步细分。如国有大商业银行，工行、农行、建行、中行等几家全国性国有大商业银行，就不能完全按商业银行来管理，他们实际上与公众持股比例较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有区别，他们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工行、农行、建行、中行等几家全国性国有大商业银行，应该称其为政策性商业银行或商业性政策银行，是介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的灰色地带的银行。他们有义务负责对中小企业、个体户、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贷款责任，恢复其在股份制改造之前在所有国土面积上的营业网点。而没有国有股份和国有股份占极小比例的商业银行，除通用中央银行救助体系外，国家不应对其采取任何超待遇的救助保证与救助约定。国家不得对其不良资产实行剥离，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通用救助措施没有奏效时，就应让其破产。为了防止全国性金融风险，地区性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地方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别一方面，不得跨越省级行政区域布设网点。外国银行在中国的营业机构，除鼓励设营业网点地区和人群类别业务外，其跨省级行政区域营业网点数不得超过省级行政区总数的50%和20个以上的大城市。
第二条判断是：日本国民躲避地震伤害与抗击灾难心理健康，以及建筑物抗震力方面做得好，但应对灾害救助机制不健全，灾民吃、喝、保暖、非灾区重要商品供给都成了问题。
第二个反思是：中国特色是自然灾害与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频发的国家，救灾的应急机制在“非典”与汶川地震后有所进步，但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灾难安全保障体系。
一是社会灾难性事件，不仅有自然的灾难事件发生，还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舆论的、心理健康意志的等方方面面的灾难事件发生。例如：经济的2009年“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摧毁了一个产业；政治的西藏、新缰动乱事件，在世界上的负面影响大；舆论的2011年3月中旬碘盐抢购事件，是人类的一大笑料；科学的中国转基因食品泛滥，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等等。
二是食品安全与政治、经济安全隐患比较多，反而没有建立应急机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安全与稳定，除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救助之外，基本上没有机制上的保证措施。如3月中旬的碘盐抢购事件，只要有一点点基础知识的人，都认为不可思议。
三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安全问题是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如湖北恩施的“邓玉姣事件”，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回老家祭舅死亡事件”等等，我们只看到事件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的负面影响，却没有注意直接的经济损失。如果把近几年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作一统计，占gdp的比重，估计十分惊人。如果加上反腐败、打黑、选人纠偏等空档运行成本，对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与道德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由此推及到经济领域的浪费与社会管理成本问题：中国最大的“核”问题不是经济和自然灾害等事故，而是政治问题。
以经济思想看中国政治“核”问题：一是全国维稳的财政支出有多大一个数字？党政机关“三公消费”总额？全国党政干部贪污腐败每年的总额有多大数字？三者总计占gdp的比例是多少？既是一个未知数，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都是可以不需要花一分钱的社会管理成本，都是可以节约下来的。人类有史以来，社会动乱的直接诱因和燃点，都不是政治事件，而是经济事件导致的，经济决定人心所向。
中国社会管理成本过大、占比过高，是无需争论的事实。如果从政治安全角度加以治理，而不仅仅是吴邦国所说的：“政治上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的一个硬措施了事，改革、改善社会治理机制，经济发展与管理节约并举，政治安全与社会管理成本降低同时进行，人民群众的对政府的信任感、公共机构的公信力提高，干群关系融恰，党和政府的干部都说真话、实话，不说假话、空话、套话、骗人的话，社会新闻舆论真诚可信，估计不会出现“外国发地震中国人抢盐”的傻事。
第三条判断是：菅直人政权在大地震前就摇摇欲坠，日本政府这次救灾不力的方面，是有目共睹的。看来，“懒政”是执政者的天性，必须在社会强大压力下，才可能勤奋一点。
第三个反思是：菅直人政权是地震救了他，不然，日本就会发生政治地震。菅直人政权本应在救灾中倾其全力好好表现一下，可事实却不是这样。执政者在人民眼里，必须是完美的人格，高强的能力，超人的智慧，万能的手段，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事实上，任何执政者都做不到，只有接受批评、指责的份。这个问题，中国有史以来的解决办法是：靠神化与强权避免批评与指责。21世纪，如果仍然使用神化与强权，可能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和历史上的效果。
一是执政者天然是个“受气包”。执政者，往往都是在社会舆论、议员的批评与指责中运行，他是天然的“受气包”。如果执政者不受气，不受委屈，人民群众就会受气、受委屈，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可是中国不同，因为我们党把政府的事务全部揽在自己名下，对政府不满就是对党不满意，人们为了不让我们党受气、受委屈，就忍着不说或者是忍着不敢说。才有了温家保总理的“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的说法。这话，也只有中国中央政府首脑敢说。其实，人民心中，不知道有多少批评性语言想找机会跟总理讲，只是讲话的方法不同，表述角度不同，说出来不会那么难听罢了。要是真让人民一一地数出来，估计总理不可能有空花半天时间去听北京中小学老师上课了。延安的老百姓当年不是就有“让雷公劈死毛泽东”的说法吗？现在的中央领导人，有谁能够超越毛泽东的智慧与威信？
二是执政者天然就是“懒政”的代名词。人民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是具体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各地经济条件与自然条件差距大，执政者不可能满足其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同时，政府不是万能的，许多问题也是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任何国家的执政者，其执政规律在人民看来就是“懒政”。即使中国，也是如此。例如：西北地区的全国妇联推进的“母亲水窖”工程，西北地区缺水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本是全国妇女联合会的一个民心工程，但反过来看，西北地区的“母亲水窖”工程到底需要多少钱，中央财政一年8万多亿财政收入挤一挤，就能一次性解决。又如高房价问题和2010年开始的通货膨胀问题，直接原因是中央政府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过份造成的，如果2009年末和2010年初就采取今天的措施，房价也不致于这么高，通胀这不会这么严重。当然，可以说这是事后“诸葛亮”，但政府的人格品质、意志倾向、道德底线、执政能力、智慧层级总是可以质疑的，可13.4亿人口中没有人直接批评我们的国务院和周小川。再如教育经费不足4%，就是现在提出的2012年达到gdp的4%，也还是世界上的低水平，而且，财政对教育拨款少，主要是地（市）级以上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不足，包括中央政府，县级教育经费支出负担实际上过重，加上1994年税改后，地方税种至今没有完善等等，中国政府的懒政行为，不胜枚举，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事不有。
三是执政者不受监督，人民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社会管理成本必高。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其执政期间，没有更多的政绩（他是9.11事件救了他，打的两场大战，使美国的国力下降），但他在第二任期的“笼子理论”，应该说能在人类历史上记一笔。“笼子理论”的本质就是执政者必须接受监督，没有监督的执政者，就如“猛兽”一样会伤人的。如果中国政府运行的制度设计，仍然是靠道德软约束的话，反腐也不挂档始终在空档运作，终有一天会自食其果的。在战争年代，自信心来自实力，和平建设年代，自信心应该是来自制度设计。目前，这种如履薄冰式的“内紧外松”、高度紧张地执政生活，是十分痛苦和危险的。2011年3月19日，吴敬琏先生撰文说：“推进经济转型的关键在改革”，他引用“十二五”规划表述：“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何止是经济转型关键在改革，中国社会领域方方面面的关键都是改革，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一样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