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31日，奥巴马政府宣布了一项名为“美国创新企业伙伴计划”，意在鼓励更多的私营与公共部门的联动来鼓励创新、建立企业家友好的创业环境。支持该计划的大机构包括英特尔（捐资2亿美元）、IBM（捐资1.5亿美元）、惠普（捐资至少400万美元）以及考夫曼基金会、TechStars等。“美国创新企业伙伴计划”主席由AOL联合创始人兼凯斯基金会主席史蒂文·凯斯担任。
总部位于丹佛的创新企业孵化器TechStars的巨大成功可谓是此次“美国创新企业伙伴计划”的灵感来源之一。TechStars之所以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很大的亮点是她非常注重和大学等校园机构合作，帮助有创业潜质的年轻人尚未跨出校园大门即有机会获得创业的帮助——如来自大企业的资助、导师计划培训、新产品研发方面的支持、架设专利申请的绿色通道等；与此同时，TechStars与大学的合作伙伴也积极孵化师资中的“创新分子”，从评定和激励上由原来考核教授的研究和教学表现进一步扩展到其对创新项目的推动……
不过，正所谓汉语里的“江南为橘，江北为枳”，TechStars在丹佛成功但未必就能复制到美国其他任何地区。换一个州，换一个城市，当地的劳力供给、技能专长以及创业氛围等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我看来，“美国创新企业伙伴计划”可能存在很多“事与愿违”的地方。
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本质性因素，是政府和创新企业生成器（主要由初创企业与风险资本共同构成）两者的DNA就不一样。从政府方面而言，其驱动力来自整体经济的提升或复苏，促进就业和多元化（也就是说，保持一定的“社会和谐”），在很多时候，政府所支持的某个机构、某一门生意或某一群人是平衡各方利益的结果、并非总是最优选择。而创新企业的生态圈从本质上而言奉行“达尔文主义”，凡涉及稀缺资源和时间的分配时，往往是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导向。
这使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政府，当时大力倡导年轻人赴企业锻炼以此培养创业实战经验；并特许企业为参加此项“青年实习计划”的大学生（大多是新毕业生或是为创业而不惜辍学者）支付低于法定标准水平的工资——目的即在于鼓励企业多多吸纳有志于创业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获得创新和管理真知。不过，令“事与愿违”的是，很多企业并没有充当好年轻人的导师，而是出于成本考虑把这些实习的青年沦为“廉价劳力”，既未能提供展现和培养年轻人创业才华的平台与机会，也不承诺实习结束后留任公司。
光阴轮转，经历了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英国，现在倒是体尝到了创新的必要性：因为工薪人群与普通家庭面对税收上涨和景气低迷的压力而大多收紧银根，国内急需拉动创新来激市场需求，并且帮助企业保持竞争力来抵御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的冲击。新的问题则是——企业有动力支持创新孵化计划了，也有意培养并留用创新人才了，可是又如何保障企业的付出都有回报？如何能知道接受了企业真心投入导师辅导的年轻人不被国内外的竞争对手挖去？
说到底，政府必须意识到自己能包办的事情是有限的、以及哪些事情是最适合政府来牵头、并且可以做好的。例如，前述提到的开设专利申请绿色通道已被明确列入1月底推出的“美国创新企业伙伴计划”之中——对于已经获得风险投资的创新公司，或者因专利事务的不明朗而导致商业发展延误的企业，只要提出申请，便有机会走绿色通道，将专利申请排期缩短至不超过一年时间。
还有些来自政府方面的动议——例如帮助美国年长人士（包括退伍军人在内）、妇女实现创业也被列入这次“美国创新企业伙伴计划”——清晰可见规划者“政治上正确”的意图，而同时，放宽H-1B签证限额、消除尚存的市场垄断等对创业家而言更加“切肤”的事项，却还有待出现创新生态圈聚合更大的游说力量去推动政府实施。
聚合的力量也许不容小觑。据悉，在“美国创新企业伙伴计划”推出之际，著名的社交网站Facebook宣布将在美国各大州巡回举办12-15个“创新日”特别活动，通过Facebook的平台为创新企业家找到匹配的资本（例如天使投资者、VC等）和人力（例如软件工程师、创业导师等）等各方面的人脉资源。
另外一项折射聚合效应的活动叫“DC-to-VC”，它是由美国健康与人力资源服务部推出的一个广泛性的政策调研与对话系列，涉及与健康服务相关的IT类创新企业、支付服务提供商、风投和研发机构等，活动旨在让来自DC的人（政策制定者）有机会直接倾听产业界人士的声音，了解哪些障碍因素阻滞着高成长性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并由健康与人力资源服务部直拨200亿美元专项基金来扶持创新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