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什么报上看到，大约是几年前，有人曾经起诉到法院，状告电影院和广电局，说在电影院看的《色戒》是删节版的，这侵害了他作为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后者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当然，别说败诉，他连立案的资格都没有。

法庭的理由是：原原告得先给我提供一部全版的《色戒》，我才能判断影院是否删节，是否欺诈。

原告怎么提供完整版？除非他冒着另一个被起诉的危险，去买一张盗版碟。虽然我们整个国家就是苏俄的盗版，但盗版只能做，不能说。我不懂法律，也许盗版根本不许当做合法的证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苦主在法庭上拿不出坏人犯罪的证据，是可悲的，这意味着正义无法伸张。但最可怕的是罪犯和法官沆瀣一气，销毁了一切证据，或者那些证据被“合法”屏蔽。然后他们以及他们的马仔还一脸无辜地向你伸手：“说被告犯罪，你有没有证据？”你说这种嘴脸像什么呢？我觉得老家绳金塔下的流氓只怕也做不出这事。

利比亚遭到联军轰炸了，五毛们像蘑菇一样纷纷出土，也个个一脸无辜地声讨：凭什么干涉人家内政，什么，反人类？请拿出卡扎菲反人类的证据。

我看了后虽然义愤填膺，但也同样犯难，因为证据虽多，ccav及其衍生物绝不会给你提供。网络上当然不少，但你能上的，那些证据都只有昙花的寿命；翻墙去找，只怕要被请去喝茶。

其实事到如今，我对证据已经不看重了。我反而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会思考。几十年来，我都在思考的过程中孜孜不倦地打扫我脑中粪便，那是被它们强行灌注的，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有余勇可贾。但我没有藉此挣钱的念头，反而愿意免费为别人打扫。对那些捂着自己臭气熏天的脑壳直往后躲的人，我只能投给它们悲悯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