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考古既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一个必然；既不是我的一个选择，也是我的一个选择。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但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连母亲的家庭也算资本家那种，因姥爷曾经是哈尔滨一代有名的皮货商，母亲说她小时候上学都是车接车送的，每个礼拜穿的衣服，七天里不会重样。当年，为了摆脱这种家庭出身带来的那种社会生存歧视，他们后来都参了军，以为这就能改变自己的政治前途。可到了转业，他们也还是没混上梦寐以求的中共党员身份，组织上给的理由还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需要长期考察。这在当年那种整个国家都惟出身论和热捧工农兵的时代，实际上也就等于被剥夺了个人得发展前途，能夹着尾巴做人，太太平平有个班上，就算烧高香了。

    可“文革”一来，连这个最基本的生存可能，都没了保障，差不多全家都成了被革命、被专政的对象，包括当时刚刚十岁出头的我。

     先是母亲被造反派揪斗了出来，被逼着挂牌子扫院子清厕所。到了文革炒家风盛行的时候，我们家也没逃掉，自然也要被抄。在这之前，父母听到点风声，怕被抄到的东西成为罪证，能处理的，都做了处理。按说一些东西蛮好可以放到亲戚朋友家里去，但那时人人自保都来不及，父母更怕给人家惹上帮助窝藏的罪过，只能忍痛割爱。像绫罗绸缎的衣物，都一剪子一剪子铰开一条一块的，偷偷摸摸在半夜到外面去，东扔一点，西丢一些。还有一盒子一盒子的金银首饰，干脆都倒进家里的厕所，放水冲，怕冲不净，还用棍子伸到里面去捣，以免留下后患，被抓住销赃的把柄。那时，我姨妈家也被抄了家，文革后期才知道，她胆大包天，留了个心眼儿，把一些小件首饰放进了剪开的牙膏屁股里，夹在了掰开的肥皂里，这才没被造反派发现，倒还侥幸留存了下来些许。

    真到了抄家那天，父母怕吓到年岁还不大的我和弟弟，更怕我们挨打，就叫我们到外面离家大老远的街上去呆着。我和弟弟远远就看来了大卡车，跳下许多红卫兵和造反派战士，先在我们家开了批斗会。一群一群平时跟我玩的孩子，这时分不清个好坏，就觉得好玩，在我父母名字前面加上“屁眼”二字，一口一个“屁眼某某，屁眼某某！” 又蹦又跳，嬉闹成一团。弟弟那时才6、7岁，捡了块砖，哭喊着要冲回家去打，被我生生抱住，别说他那么小点冲回去，就是我们哥俩都冲回去，那不被那一大群人打死，也会搞残。

    我们经常会说，国家命运决定个人命运。我更深切的体验是，家庭命运决定个人命运。我的家庭被抄家后，厄运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们家被勒令搬出市区和楼房，被赶到了郊区乡下一个叫做黎明屯的平房住。搬家那天，造反派不给汽车，父亲只好雇了辆马车来，拉我们去了乡下。还依稀记得，那时的亲戚朋友，谁都怕惹火烧身，没有一个敢来帮忙。

        乡下没有市里那样的暖气房，只有烧炕；没有自来水，只有辘轳井水和家里的水缸，我和弟弟那时还没长到能挑水的年龄，只能冰天雪地里一脚一滑地抬水回家吃。他小，抬水在前，我大几岁，还把水桶尽量往我这边拉点，吃重在后。最恐怖的还不是生活，而是我也成了被管制的“黑五类”子女，最后演变成几乎不能再到学校上课了。

    从乡下的黎明屯到我上课的江机小学，要翻山越岭，走上一个多小时。大冬天，我常常是早上5点半起来，一个人走上黑黑的山岗，路过一片乱坟岗子和松树林子，这才能赶到学校上课。后来，我被一个极左的女班主任安排在全班的最前面，同学们的座位是面向黑板的，可我只能90度角度坐，桌子是面向教室门的，她说这样一来全班同学上课时就可以监督到我在干什么，是不是心怀鬼胎搞破坏。那时我刚十岁出头，但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小兵，也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后来随便是个什么同学，都可以喝令我站住，损我一顿；随便谁都可以往我身上吐口水；随便谁都可以把我的裤子扒下来一顿羞辱。有几次，还被高年级的同学截住，用刀在我面前晃，抢走我所有的东西，只给留身内衣内裤......在那个我这种身份是最卑贱者的年代，不能反抗，也不许反抗，只能忍受，已经成了我的本能。

    我再也不敢去上学了，又不敢和家里说。就假装早上出去上学，实际上是在外面瞎逛。冬天太冷了，零下30度，哪能一直在外面？就躲进开张后的商店，在火墙上捂捂手，暖暖身子再出去，怕时间长了被人发现逃学；商店没开张前，就在外面看人家推板车买豆腐，因为一板车的豆腐都是刚做出来的，冒热气，旁边站着能取暖。有时实在没地方去，就钻进备战备荒开凿的山洞里取暖，那里冬天会有热气冒出来。有几次，手脚实在冻僵了，解不开裤子，小便就尿在裤裆里，一天下来，身上温度也能捂干些，潮乎乎地回家，偷偷自己在灶上烤干......半年逃学下来，期末考试露馅了，一片红灯。被父亲发现，问了原因，全家抱头痛哭，一致决定我再也要不去上学了，直到后来文革局势趋缓，我们家被“解放”，我才又回到课堂上，有了一点学习的权利。

    文革后期，我家的成分被调查清楚了，父亲家实际是也就是个中农，最多就是富农而已。我喜悦得第一时间就报告了班主任。我的情况好转了一点，可文革余孽未了，人们的观念还是有点左。我当时最怕的一件事情是填表，因为表格里有家庭出身一栏，别的同学都是工人、贫农，我就是填报被改正过来的中农、富农，也还是低人一头，抬不起头。那时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工作的舅舅是我们家的自豪，因为他是党员，每次填表，母亲都让我把舅舅填在社会关系栏里的第一行，为我那不提气的灰色表格，增添一点亮色。即便如此，可直到高中毕业，我仍然是全班最后才能加入红卫兵的人，入个团也是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艰辛和夸张表现才行，马上下乡插队了，这才给我个候补的机会......

    插队后的事情依旧因出身不好没有好转，甚至公社管知青工作的干部都跟我谈了话，说你这样的家庭出身很难回城，要做好在农村扎根一辈的准备，甚至还有大队书记在给我张罗了一位农村女孩谈对象，叫我去她家住，被我婉言谢绝了。说着说着就到考大学报志愿了，邓小平出山改革招生制度给了我这种黑五类出头之日的一线生机。父母集半生的坎坷和遭遇，既教训又经验似地跟我说，就咱家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你还是远离现实、远离政治吧，学历史最好，学哲学也行，哪怕学考古......我报了历史，后来据说因为考分比较高，被录取到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

    这个我生命历程的桥段，在当年的日记里略有记述。怎么说呢，尽管都已成为历史了,但却不是我个人的历史，而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据我所知，考古人中有多少人是因此而不得不选择考古的，至少，该是双位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