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两则有关农民与耕地的新闻值得玩味。

      一则是，吉林市前郭县与甘肃农垦集团签订协议，在该县王府站镇建立现代化农业示范区。按照规划，王府站镇下辖5个村的农民要把承包的1500公顷基本农田转让给镇农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把土地转给农垦集团经营。农民不同意流转，干部们就进村挨家挨户往农民家里强行送钱。春耕在即，镇里也不让农民购种子购肥备耕。（中国广播网3月27日）

      另一则是，河南嵩县县政府要求村民种植烟叶，九店乡陶庄村村民不乐意，于是就有人强行闯进麦田将200亩刚返青的麦苗毁掉。对此，县政府回应称没有强制只是“指导性意见”。媒体介入后，嵩县县委、县政府决定，补偿已毁麦苗，并给予责任人纪律处分。（《中国青年报》3月27日）

      两起涉农事件，均是以造福百姓的名义强制推动的。前郭县外宣办主任华景辉回应称，把农民的耕地集中经营，是“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对农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嵩县九店乡陶庄村干部也表示，种烟是造福群众，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还要继续毁地。然而，如此看似充满善意的“越俎代庖”行为，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那就是没有尊重农民的意愿。

      逐步推动土地流转、集约经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产业示范区，固然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一种路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动用行政力量夺走农民的耕地，更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用农业示范区的政绩取代农民的合法收益。将土地流转给大企业合不合适？前郭县农民有一本账，如果同意流转，每年每公顷土地可以获得7500元。但是，如果自己种地，每公顷的收益则是一万二三。这还仅仅是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利益，一旦失去土地，农民其后的利益更是难以保障。

      明明是土地收入大跳水，到了地方官员那里就成了利民的好项目。这样的事态转圜不免令人生疑。既然农民都能算清楚这里边的收支账，当地政府官员何以就算不明白呢？土地流转以后增值的那部分收益，既然没有到了农民手里，又到了哪里？当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是不是存在权钱交易的情形。但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是，在这样的流转过程中，农民并没有处于一个公平的地位，其土地权利遭到政府、农村自治组织和大企业的剥夺和侵犯。

      同样，尽管河南嵩县农民也认为，种烟投资大，收成低，扣除各种费用，一年忙下来挣不到什么钱。热衷于烟草产业建设的嵩县各级干部，却照样“在烟叶生产上想尽一切办法，调动广大群众的种烟积极性”，这个“办法”的极端手段，就是不惜以铲除农民青苗强迫种烟。而隐藏于“强迫”背后的考量，则是大宗的烟草税收。根据国家规定，20%的烟叶农业特产税直接转归地方财政。 利益驱使之下，行政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置身事外，一张均沾共享的利益大网罩住了所有人。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土地越来越成为各种势力眼中的香饽饽。国家三令五申要求，以“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护农民对土地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不过，很多地方对此依然置若罔闻，继续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继续试图主宰农民的生产自主权。此前，全国多个省份均发生了强迫农民交出宅基地、住进统一的安置楼房的事件，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叫停了此种“撤村并居”行为，但是，各种花样翻新的违背农民意愿、侵害农民权益行为并未止步。

      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则是权利问题。如果中国农民的权利贫困得不到改善，则农民总是被强迫的现象会层出不穷。来自行政力量的侵占固然无法躲避，而来自貌似市场、实则却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企业力量，同样难以避免。解决之道，除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范、保护之外，更需要畅通广大农民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加大社会监督的力量，以助力分散的无助的农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