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某报告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正是基于此，易行长认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

　　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货币现象。那些这些货币是怎么超发出来的呢？事实上自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以来，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已经消除了国内货币供给“主动”超发的制度漏洞，那么引发我们货币供给的合理解释就在于我国因为贸易顺差等因素导致的外汇储备的变动了。

　　正是基于此，对于易行长的“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一说我们是深表认同的。只是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易行长的这一说法正确但还不够充分。于我们看来，贸易顺差过大固然是问题，但它远不是问题的根源，甚至可以这么说——贸易顺差过大本身就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那么什么才是根源呢？个人的回答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对于社保体系的缺失与通货膨胀的内在逻辑，我们做如下简述：

　　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甚至于缺失，整体工资及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缓慢，再加上中华民族固有的“未雨绸缪”的“自保意识”。将决定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从而进一步加剧国人的日常消费支出的减少。这种现象必然导致我们的产能不得不冀望于国外的需求，从此恶性循环就此种成——

　　国内居民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支持下，不敢消费。于是乎政府与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外市场。如此一来，产业结构就进一步畸形化——中国的发展不得不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而我们则从中获取就业机会和大量的外汇。如此一来问题就凸现了，经济环境一好，本需要大量的产品供给，但这时候我们的产品却大部分被拿出国卖了。产品一少，但与之对应的货币却大增。此涨彼消，如此一番折腾，不通货膨胀都难。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要想解决中国的通胀之弊，其根本之路还在于：应着手将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消费。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关键还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只有这样，中央长期以来所强调的“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总体思路，才能得到结构性保障。

　　我把其个中逻辑，按本末来排序：只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才能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只有后顾之忧被解除才能促进国内消费。而消费立，方能够做到不只是一味的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这样一来产业结构也就将得到调整，才能够把我们从出口导向，拉回到内部导向或者说是出口与内需并重为导向的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够作到减少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的减少，自然会令外汇储备增速得到控制，货币供应增长才能够得到控制，流动性过剩才能够得到舒解。进而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经济得到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