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潜流》文中观点的学术味偏向了价值判断，缺乏更多的实证支持。事实上，很多人喜欢预测某种事物发生的可能，但很多预测最后证明与现实发生的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很多人根据的是经验，而非客观的数据作出判断，过去的经验并不能有力地支撑未来的发展轨迹，而真实的数据往往能够为未来提供某种有力的揭示。当然了，即使客观的数据存在，还存在使用数据的人是否能够冷峻、理性、智慧地判断这些数据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更何况真实的数据很不容易获得。所以我要说的是，人类一预测，上帝就发笑。对预测持谨慎态度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我也无意要求作者提供更多的数据去论证相关的论点，但我觉得作者在做出那些价值判断的时候忽视了很多基本的问题。正如作者最后一句话所言，任何研究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没错，研究要是被割裂，那无疑于自宫，所以跨学科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必修的功课，而且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我说了那么多，只是想把我要说的观点引出来，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是如此。关键问题是这个市场上的供需是什么？有多少？最后这些供需关系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我们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大宗商品的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的变化。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些价格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因素只有两种：一种是需求冲击，另一种是供给冲击。鉴于大宗商品价格不仅反映在国内市场，而且也反映在国际市场的特殊性，这种商品的需求冲击或者供给冲击比普通商品更为复杂，也更加难以驾驭。但它仍然遵循了这个规律，一旦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生了意外的冲击，它的价格变化会立即体现在期货市场。大宗商品的现货市场的灵敏度反而不如期货市场，道理很简单，现货市场的信号传输不如期货市场快。也就是说，无论是供给或者需求发生了何种变化，最后都是以信号的方式向市场传递，即价格信号。 

       现在我们回到作者提出的观点，她认为海啸或战争的影响就像海面上的浪花，真正重要的潜流，是国际经济力量消长的结构性变化；分析大宗商品国内外产能和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才是重要的。没错，国际经济力量消长的结构性变化是潜藏在价格变化的最深处，一般是很难看出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但是海啸或者战争也可以摧毁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甚至严重扭曲这种变化。作者为什么只认为海啸或战争的影响就像海面上的浪花呢？这似乎与她自己提倡的系统地看待一个问题自相矛盾。很多人听说过“蝴蝶效应”，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可能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动。事实上，很多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一开始并不是由所谓的结构性的经济力量决定的，反倒是一些意外冲击决定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大阪大地震不但导致了巴林银行的倒闭，也引发了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的极大波动。这次发生在日本的9级大地震与福岛核泄漏以及利比亚战争都有力地说明了意外冲击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在经历这些冲击后立马价格上扬，日元价格也意外走高，导致日本央行紧急联手欧洲央行、美联储、英国央行等多国央行协同干预日元外汇市场，避免日元走高。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随机性是价格信号的表现，而且往往与外汇市场存在某种关联。

       再回到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问题上来，其价格部分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部分受国内经济结构的影响，部分受人为干扰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内很多顶级富豪的财富操纵了大宗商品市场，这些财富很大程度上处于灰色地带，只有通过购买奢侈品与大宗商品才可以部分地“洗白”。中国自2009年起，就一直是国际奢侈品市场欢迎的对象，超越美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作者也提到，中国的通胀不完全是输入型的，很大部分受“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影响，比如“出口转内销”间接地拉动了商品价格的上升。通胀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不如说是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不可避免地推动了全球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上扬，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然其自身的商品价格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要改善中国的经济环境，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减少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特别是能源类价格的波动，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只有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才能改善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