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春天里”，在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政治生活的大事——“两会”召开了。
兔年春天，幸福成为最热的词汇。“幸福北京”、“幸福广东”、“幸福重庆”……无论是各地“十二五”规划，还是地方两会，都纷纷把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列为主要目标。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成为衡量小康社会最切近、最直观、最有温度的一项指标。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
GDP总量为397983亿，这是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一组数字。超越日本早已坐实，甚至有好事者已经在预言中国何时赶美。很奇怪的是，问遍我周围的人，却几乎看不到一张兴奋的表情。基本上都是淡淡地说，跟我有关系吗？
GDP至上的时代发展至今，唯GDP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最可表白国民心态的，莫过2010年的那首《郑钱花》，“伟大的祖国她超有钱啊，四万个亿跟我有什么关系哪？”再耀眼的GDP如果不能有效落入民众的钱袋子、不能转化为实际的财富积累，它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上周，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李家祥说，中国现在运营的175座机场中约130座存在亏损，2010年亏损数额达16.8亿。以亏损的机场投资为代表的“铁公基”建设，当年在各地产生了多少GDP，这个数字一时找不到。但拉动内需的4万亿投资，将产生大约6万亿的GDP，却是经过有关专家测算的。而这些投资中，有多少已经像亏损的机场一样，重复、浪费、低效，却产生了巨大的GDP，又被统计到辉煌的40万亿之中去？
又有多少建设，是拉动了地方的GDP，却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低效浪费？然后，政府需要投入等同或者更大的资金去治理污染。投资建设的钱，加上污染治理的钱，加起来也会是一个不错的GDP。
还有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与开发商媾和而产生的GDP。房价涨得越高，这个GDP就越好看。当然，当你到菜市场买几块钱一斤的青菜时，你也为GDP 贡献了一把。物价涨了，你付出更多的钱去完成这次交易，自然拉升了GDP。你出门，开车行驶在高速路上，过路费、汽油费，你所承担的高企的物流成本为 GDP的贡献几何？在河南“天价通行费”案之后，有人检阅交通运输部统计资料，数字显示，目前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18%。
只是，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赶不上GDP。按照《公报》，GDP的增速为10.3%，房价涨幅为13.67%。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幅为7.8%，落后于GDP增速，更不要说落后于被普遍认为水分充足的那个房价增幅数字了。
不健康、不协调、不能普遍惠及民生的GDP，并不能带来社会财富的有效累积。数字的耀眼与民众幸福感的日渐背离，让耀眼的数字更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抛弃GDP中心的思维方式，才能真正步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在曼昆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这样的反省也已经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在官方热推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概念之下，更多官员开始敢于公开批评GDP的局限性。2010年 4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为《GDP：作用与局限》，文中称“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理由列举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等等。
经济学家梁小民认为，GDP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当年正式使用GDP，是理论界的一大进步，“因为马克思是反对把服务业算入经济总量的”。梁小民坚持认为，对 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在上述那段肯尼迪话语的后面，曼昆做出了自己同样精彩的回答：“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 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 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
谁能取代GDP一直是经济学界的老话题。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纯经济福利”的概念，即在GDP中减去污染、环境破坏这些对社会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再加上家务劳动、闲暇价值这些有福利贡献却没有计入GDP的项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同样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关注福利经济学的阿玛蒂亚·森认为，目前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全新指标取代GDP，他认为只可能以GDP为关键性指标，再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综合指标库。
事实上，联合国早已开始这样的尝试，1990年，联合国在《人文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一个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阿玛蒂亚·森正是HDI编制者之一。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联合国发布第二十个报告，中国 在169个国家的HDI排名中仅名列第89位，这一年的报告首席撰稿人库鲁格曼在提及中国的时候说：“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医疗和教育的改善”。
作为当前世界几乎唯一一个抛弃了GDP模式的国家，不丹在1970年就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这个小国甚至有一个“不丹全民幸福快乐委员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是将“幸福社会”的模式分成4个支柱、9个区域和72项指标，每隔两年会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重新做一次评估。
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由经济大国向幸福国家的转变，更加注重民生和社会和谐，彻底解决腐败、低效等制度性问题。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建设“幸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