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总结辛亥革命遗产从中得出有益教训应该是我们纪念这场伟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孙中山经济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那就是所谓“节制资本”。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将其国家资本思想表述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之后不久，在其题为《三民主义》的长篇连续演讲中，孙中山再次对他的国家资本思想进行了最重要、最精练的概括和表述。他说：“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中国“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的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大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展国家实业”至此，孙中山资本思想中著名的经典式表述“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正式形成。这一论断不仅是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最简明扼要的表述，同时也是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最深刻、最言简意赅的经典论断。
然而，这种依靠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来避免社会不平均的做法，事实证明是饮鸩止渴，无补于事的。原因是：
首先，孙中山在积极崇奉发达国家资本的同时，还积极主张节制私人资本，这种理论上的对应提法，实际上是把国家资本置于对私人资本居高临下的强势地位。这种居高临下的强势定位，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思想层面，尚不易察觉出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一旦据此实施为政策之后，就会形成社会经济生活中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的地位落差，甚而是某种程度的特权或者不平等。
可以看到，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是直接从节制私人资本推出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资本发展历史表明，私人资本特别是私人大资本是有缺陷的。但是在现代社会经济中，资本特别是大资本恰恰又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来说，既要发展资本，但私人资本又有缺陷，那就只有发达国家资本。至于国家资本会不会产生诸如私人资本那样的问题，甚至是比私人资本还更为复杂的问题，孙中山只是以清政府国有资本为例，认为只要政府是好的，国家资本就可以避免私人资本的弊病，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这就是孙中山推崇国有资本的逻辑。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看到了私人垄断资本存在的弊端，并且想以发达国家资本来消除这种资本的弊端，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如果国家资本不受约束，不但也可能形成垄断，而且会形成较私人垄断更大的垄断，它同样会使生产技术进步的动力减弱，同样会因为垄断高额利润而造成经济不公平，也同样会妨碍中小资本的发展等等。此外，孙中山对国有资本的绩效估计也较为乐观。在他的心目中，国有资本具有高的效率和良好的业绩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国有国营应该是资本较好的经营方式。而实际上，只要进一步考虑到不同的资本所有权和不同的经营机制所具有的不同效率，就会在资本的组织形式上有更多的选择。
应该指出，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重在发达国家资本，这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是必需的，然而随着民间资本的发展壮大，它们与国家资本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要求政府退出经济主战场，转化成为“守夜人”的呼声自然也越来越高。孙中山没有预见到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因而他没有在他的思想里讲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资本如何从经济主战场撤退，这样，一旦经济发展到了要求政府转变角色，而政府又无力转变时，社会混乱就要发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之所以出现为社会诟病的官僚资本主义现象，正是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存在某些缺陷的反映。
其次，孙中山主张依靠国家资本的发达为民众谋利益，以防全为资本家个人所夺，这种想法好则好矣，却由于国家资本运作的低效率，无法创造出太多的社会财富。此外，在发达国家资本的外衣下，还会出现官商勾结问题。早在民国时代，就有学者指出，发 达国家资本必须注意“防止私人大资本家大官吏之暗中操纵。……这些企业公司虽名为政府所办，而 实则是这些富商显贵所操纵。假如这种趋势发展起来，则发达国家资本仍不免与民生主义的本旨相违 背。从２０世纪人类大规模进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看，政府经商确实很容易成为官吏腐败的温床。由此可见，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在实行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转化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国民党之仓皇逃离大陆，是与孙中山节制资本理论而带来的民生凋敝人民生活困难有一定关系。
反观美国，资本自由是美国社会最核心的价值体系。在19世纪，尤其是从19中期到19世纪90年代进步时代开始对之进行修正的这一段时间，美国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古典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完全以资本扩张自由和个人自由为根本依托的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有两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契约自由。这种理论认为，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我们自己乐意的方式，有权自由地买卖、修理和创造”，政府不应该对这种契约自由进行干预——这实际上就是资本自由；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认为，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是永恒的自然法则，也是根本的社会法则，因此，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种社会的“自然”进行干预都是错误的，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这种自由主义因此就包括两大根本的政治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和有限政府。而也就是这两大政治主张保障了美国从建国以来的世界大国强国地位。
事实上，中国历史一部就是节制资本和消灭资本的历史。数千年的帝制时代一直重农抑商。民国之初，当中国还没有什么私人资本的时候，孙中山就高呼节制资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私人资本被节制得一干二净。直到今天，私人资本还是被节制得弱不禁风，长期软骨缺钙，只有扶着权力之墙才能勉强站起来。尽管如此，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吓得胆战心惊、魂不附体。在中国，向资本宣战的战书，一道接着一道，却少见有宣扬节制权力者。在目前中国，如果权钱联姻的制度土壤不铲除，而一味强调用权力节制资本，必然导致权力与资本的婚姻更加牢固，导致资本的频繁洗牌，导致被权力扭曲的资本更加丑陋。用权力节制资本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巩固目前的官僚市场经济。如果只向已经被权力或踩在脚下或玩于股掌之间的私人资本宣战，那是协助狐狸欺负鸡的勇气！到头来，意欲节制资本反而变成维护官僚资本和权钱联姻！
因此，中国需要节制的是权力，而不是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