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纷飞和核泄漏危机夺人眼球多日后，一场在南京召开的神秘兮兮的高级别研讨会，引起了高度关注。

　　会议的主题是国际货币体系。说是高级别，一点都不为过：除了法国总统萨科齐、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美国财长盖特纳、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新加坡财长尚达曼(他新近当选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主席)外，来自全球各经济体的财长或央行行长多达15个，参会的当然还有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和分管国际事务的副行长易纲。

　　参会人员的清单很正式，话题也很务实，会议却被定义为是非正式“清谈”，大家忍不住会问，这个不伦不类的会是怎么回事?

　　从巴黎到南京

　　说来话长。早在法国准备轮值G20之时，雄心勃勃的萨科齐就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列在议程之首。在G20框架下讨论货币体系，中国显然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所以萨科齐花了时间精力和中国一再沟通(华尔街日报用了一个有趣的词“woo”[求爱]，来描述他对中国的投入)，似乎也颇有收效。及至去年下半年，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加剧，“货币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和中国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分歧加剧，货币体系改革这个更像是“一揽子”的主题一度被冲淡。

　　而后，经过了今年2月艰难的巴黎会议，G20达成一致，将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的两组指标确定为“指标性准则(Indicative Guideline)”，并将汇率政策纳入考虑。G20委托IMF来具体制定这些“指标性准则”，并将在4月华盛顿会议上重点讨论，以期取得共识并得以推进。这里顺便说起，国内官方一直将Indicative Guideline翻译为“参考性指南”，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对国人的误导——indicative的英文包含了很强的数量指标的含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参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这次南京会议的良苦用心。萨科齐显然希望一如既往地加强和中国沟通，获得中国的支持并得以推进他心目中的G20议程。中国显然心存疑虑，虽然勉强答应主办该会，但一是放在离北京颇为遥远的南京;二是定性为研讨会;三是不允许会议主题中出现汇率的字眼;末了还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更名为“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尽管如此，法国财长拉加德还是自我解读，认为中国同意开这个会就表达了改革的意愿。

　　不过，话说回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确实是当下国际经济金融的最大要务，国际货币体系甚至被认为是经济金融失衡和混乱的最终根源。萨科齐确实试图抓住大问题的牛鼻子，然而，这个牛鼻子无比巨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切实切入的抓手：汇率体系、SDR和IMF的角色、外汇储备、国际金融安全网、储备货币、全球失衡……每一部分都又包罗万象，在有限的时间约束下，若能在一点上获得推进，已实属不易。

　　因此，南京会议虽然议题宏大，但在历数目前货币体系的缺陷之后，就聚焦于资本流动、全球金融安全网和IMF监管加强几个方面。由于中国强烈反对，汇率未被列入议题。不过美国财长盖特纳虽然客气地没有点名中国，还是一如既往提出“浮动汇率”的重要性。萨科齐则重申了他“浮动但有一定秩序的汇率体系”这个愿景。

　　从南京到华盛顿

　　南京之后，G20的下一站将是在华盛顿召开的正式会议。如前所述，这次会议希望能确定“指标性准则”的具体框架和衡量方法，甚至包括纳入多边监管的惩罚条款。那么，担当重任的IMF将会拿出怎样的方案?

　　今年3月初，IMF首席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签发了一篇他和同事共同署名的讨论稿，标题是“(Why)should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be reduced?”通常，这个类别的讨论稿并不代表IMF观点，意在引发讨论和建议。这篇并不长的讨论稿框架严整、逻辑清晰、用词精确，看起来像是要“以理服人”的样子。

　　这里还是要提一下G20巴黎会议公告中的所谓指标。外部失衡的指标被描述为“贸易收支，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了解国际经济学的人不难发现，这三项的总和就是经常项目。虽然各国的经常项目和贸易收支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见图)，但经常项目不仅在经济学上耳熟能详，且已被广泛应用，为何要将一个简单而外延更大的指标替换为三个并不为人熟知、且总量相等的细化指标?想来19个国家的财长/央行行长会和我一样摸不着头脑。

　　也许这可以避开经常项目这个令人纠结的词?中国其实并不需要忧虑。从未来趋势看，经常项目的比重(无论是占中国GDP还是全球GDP)会趋于稳定甚至下行，这是中国央行的判断，也是我的判断，虽然美国和IMF并不这么认为(见表)即便在当下，中国经常项目的比重在全球范围内也并非最高。更不用说，央行和商务部都已将中国的贸易平衡列入未来若干年经济转型的重要清单。希望华盛顿会议的谈判者能够因此减少些“经常项目纠结”。

　　还是来看看智慧异常、训练有素的布兰查德是怎样试图以理服人的。他从“国内经济学”讲起：经常项目逆差的原因有“好”(例如乐观的经济预期导致低储蓄率，资本边际产出增加导致投资下降)有“坏”(例如金融监管不足导致泡沫)，总体而言不可持续。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同样有“好”(例如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导致储蓄增加，更强的可贸易部门导致出口导向型战略)有“坏”(例如社会保障不足导致储蓄增加，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导致投资率不高)，虽然基本可持续，但降低失衡有助于减少扭曲，对经济长期有利。

　　然后是更加重要的“国际经济学”。首先，过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会导致“突然停止”以及金融动荡，这会通过溢出效应波及其他国家，尤其是当出问题的经济体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时候。此时，仅考虑经常项目并不足够，还要考虑资本和金融项目(这里恰当地应和了IMF的诉求：目前IMF监管范围只覆盖经常项目，不包含资本和金融项目);仅考虑净流入/流出也并不足够，还需要考虑总流入/流出。

　　其次，对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布兰查德的分析可能会令中国人喜欢。文章说，汇率低估的出口导向战略在本质上类似关税壁垒和出口补贴，但如果汇率低估和外汇储备的增长是由人口结构等结构性因素引发的高储蓄所致，就很难证明汇率低估是在“操纵货币”。

　　别高兴得太早。文章末了，布兰查德拿出了利器。他论证说，在正常情况下，当一国存在过大经常项目顺差/逆差时，未必会影响其他国家的产出，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来应对，从而让经济产出依旧靠近潜在产出水平。然而，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流动性陷阱，利率无空间再降;由于主权债危机，财政政策也几无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的大额顺差会导致其他国家无法调整的产出损失，因此，其他国家有权要求顺差国作出妥协，通过汇率和其他政策来降低顺差。

　　这听起来不无道理。中国该如何应对?按布兰查德的逻辑往下走，如果美国采取了和降低利率效果类似的量化宽松(QE)政策，那么中国为何要收缩其经常账户呢?也许中国可以说，美国不停止QE(或QE效果不终结)，中国就不需收缩其经常项目。

　　且看华盛顿会议如何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