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2011年3月28日封二

      十年来，我一直在做粤商转型、升级和对外扩张的研究，经常与全省工商联系统下的民营企业接触，也做过大量调研，发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广东民营企业“走出去难、做大难、资本运作难”。与江浙等省的民企相比，普遍显得比较低调、压抑和沉闷。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的状态与广东经济的总体实力、发展潜力和基础条件很不匹配。

民企的“体制性歧视”是市场经济不够成熟的主要表现

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广东的民间资本或民企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但民企的发育成长过程总好像在“石缝”里艰难地进行，不仅生命周期很短(100多万民企平均生命周期约5年左右)，而且普遍不够“健康活泼”，更难以做大做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长着长着就碰到“天花板”了。对于广东民企这种“天花板”现象，学术界一直都有研究，给出了很多解释。比如，有说是产业准入限制多、融资难等问题；也有说家族制管理、缺少现代企业制度等问题。显然，这些问题或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这些有的是现象，有的是本质；有的是原因，有的是结果。那么，广东民企的“天花板”到底何在？我认为，在于几十年来逐步形成的“重外资，轻民资；重制造，轻服务”体制导致的根深蒂固的“体制性歧视”，这才是广东民企得不到更好发展的最深层根源。

所谓民企的“体制性歧视”，就是地方政府部门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决策意识或发展战略层面，民企仍然处于“非公”的边缘化、补充性角色，尽管省委省政府有明确的鼓励民企发展的决议或系列文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以及政策框架中，仍然没有理顺民企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理论上和大方向上民企的发展环境是良好的，但实践决策层面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即使民企贡献再大，也属于“体制外”，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就是属于偶然考虑和照顾的范围，而不是作为市场经济存在的根基来培植和发展。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民企在经济运行体系和资源分配中，就处于被“歧视”的位置。这也正是广东市场经济还不够成熟和处于完善阶段的主要表现。

“体制性歧视”对于民企的发育成长至少产生五大后果

正是由于广东省各地市或深或浅都广泛存在的“体制性歧视”，对于民企的发育成长至少产生了五大后果和影响。

第一，它使得广东民企长期处于外资和国企的“挤压”之中，难以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各级政府在GDP和招商引资的导向下，好的投资项目和好的产业指引，都倾向所谓世界500强以及中国500强企业，在企业生存环境上，形成一种极不公平的“马太效应”。民企大多生存在平均利润率水平较低、竞争性强和产业波动很大的领域如家电、服装等。

第二，它使得公开或隐蔽的产业准入门槛得以广泛存在。在各级政府的产业规划和发展布局中，常常都是以外资或大型国企的项目作为参考依托的，很少从培育和推进民企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因此，在一些工业园区、产业新区或重大项目中，往往一开始就把民企排斥在外。比如，珠三角的一些大型港口、桥梁、高速公路、地铁、高铁、机场等，几乎不让民企沾边，要么外资，要么就是国企。宁可要国企的低效率，也宁可眼看着外资加剧财富的流失，也很少考虑民企参与。宁可高负债去建各类桥梁、道路、地铁、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也很少让民企或民间资本染指。

第三，资本市场和投融资政策明显偏向国企和外资。且不说广东资本市场活力不足，很少出现有战略影响力的大并购和大谋略，也不说广东证券、基金、保险、银行等领域的民企参与大多只是“点缀”或实验(而浙江省就有民营为主的浙商银行、浙商证券、浙商期货、浙商保险等一系列知名的民营金融企业)，仅就通常的资产并购和参股来看，各地政府普遍都有以优惠的价格将国有资产出让给外资的大量事例，但民企真正去公开地收购国有资产，却在若干有形无形的“潜规则”面前变得困难重重。

第四，民企难以得到“体制性宽容”。现行体制对外资在税收、工商等方面的过错极容易原谅，同时对于国企的“犯错”也相当宽容。然而对于民企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过错却少有宽容。

第五，民企的身份和地位由于置身“体制外”，于是无数人才为了得到“体制福利”而宁愿窝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各类准政府组织单位，就是不愿流向最缺人才的民企。广东民企缺人才是一个特别残酷的事实。

总之，正是由于“体制性歧视”的广泛存在，使得广东民企的生存和发展无形中多了许多不可控成本，少了许多高成长机会，从而使民企的“天花板”极容易形成，并难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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