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空间逼仄的美国

　　作者：卢锋 陈建奇
　　来源：南方周末

　　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甚至警告要下调美国债务评级，由此可见美国财政政策运作空间更加逼仄。

　　空间更见逼仄

　　美国经济2010年走势基本特点是：复苏态势进一步明朗，结构性困境愈加清晰。具体表现可用“喜忧参半”描述。如美国外贸逆差近年大幅下降，不过逆差减少主要发生在危机爆发前和2009年，2010年数据显示外部失衡出现与经济复苏一起“复苏”势头。又如危机时人们担忧的通缩风险得到较好控制，然而大宗商品和进口价格上涨可能引入通胀压力。

　　这些现象说明，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虽更趋明朗，然而深层结构矛盾也更清晰浮出水面，从而使奥巴马政府利用政策手段调节经济的腾挪空间更为逼仄。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全力推进金融监管、医疗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立法和改革。三项改革都有积极意义并有不同程度推进，一定程度兑现奥巴马竞选承诺。然而改革具体内容对助推美国经济复苏影响有限。

　　更令奥巴马政府困扰的是，医疗改革对美国主流理念带来冲击同时，还被认为将给财政带来显著负面影响。如“美国人税制改革”网站发表报告，列举医改包含21项引入新税或增加税负内容。这类政策在美国民意中引发负面反弹，透支了奥巴马竞选胜出所集聚人气，民主党在2010年11月中期选举遇挫并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地位，未来独立推动形成政策能力受到明显削弱。

　　从财政刺激角度观察，2009年7870亿美元ARRA预算已耗去大半，新减税计划主要是延续此前已有财政刺激措施，虽能勉强维持刺激力度，然而在财政负担方面天阴背稻草很是被动。

　　2009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后不到一个月就快速签署总额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该法案预算按计划在2009至2019财政年度拨付。假定2011财年支出大体均匀分布，到2011年初美国ARRA法案资金大约已完成78%，2011年还将支出13%，后续年度逐步拨付剩余9%。

　　鉴于ARRA已近强弩之末，奥巴马政府实施新减税法案，以求延续对宏观经济刺激。新减税法案名为“税收减免、失业保险扩展及就业岗位创造法案”。2010年11月17日奥巴马在白宫签署该法案。

　　新减税法案涉及资金总额8580亿美元，主要是延长已有减税政策，例如小布什政府2001年推出个人减税法案，该法案原定于2010年12月31日到期。民主党反对小布什政府为高收入阶层减税，不过出于刺激经济需要这次还是将该法案延长两年。此外还将资本收益与分红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两年，将最低选择税的免税额调整延长两年。

　　对于此前实行的一定期限具有扩大需求效果的财政政策法案，如果奥巴马政府听任到期终止不加延长，客观上会对经济产生收缩性影响。不过即便延长这类法案，也只能保持微观主体收支与此前相比的延续性，不会产生新的额外刺激效果。

　　另外，延续这类政策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府财政负担。据测算上述政策将使2011-2013年美国预算赤字增加9168亿美元。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甚至警告要下调美国债务评级。由此可见美国财政政策运作空间更加逼仄。

　　在早已实行零利率背景下，美联储常规货币政策几近弹尽粮竭，却别出心裁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II）。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宣布将在此后8个月逐步实施6000亿美元国债购买计划，预计每月将购买75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

　　虽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教授极力阐述QEII积极作用，不难看出这项政策对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弊多利少，真实目的是在避免通缩说辞下人为制造通胀，从而舒缓其巨额债务负担。正因为如此，这项政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引发广泛质疑和批评。

　　奥巴马政府还推出出口促进计划。在2010年1月份发表的首份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出在5年内将美国出口翻番目标，并由此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2010年3月份，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国家出口倡议”，设立出口内阁并成立“总统出口委员会”，负责就如何促进出口向总统建言献策。

　　实现五年出口翻番目标要求2010-2015年出口年均增速约达到15%。

　　美国过去一百多年曾出现过两次较长时期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15%，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及70年代。40年代那次得益于美国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出口超常增长，70年代那次则与布雷顿体系崩溃前后美元大幅贬值和全球通胀有关。

　　但是过去30年美国出口增速远不及15%。要想达到出口五年翻番目标，就需要美国加快调整包括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在内的贸易政策，同时还要快速提升美国可贸易部门相对竞争力，即便各方面做得都不错，也可能是难度不小的高指标。

　　重估对华关系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动，美国传统增长模式和国际影响力面临新挑战背景下，美国朝野对如何处理对华经贸和战略关系问题进行反思探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面拓宽和梳理关键经贸争议问题，试图推动与中国就相关问题新一轮对话。

　　对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仍然紧盯不放。在政策应对方面除了国会试图立法单边施压，同时重视双边对话以及在G-20框架下寻求协调方案。此外还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协议、自主知识产权问题提出质疑和诉求。

　　二是提出“几个基本判断能否继续成立”来表达重估对华经贸和战略关系的意图。例如依据对近年我国国内有关“国进民退”讨论的片面理解，提出对我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判断能否继续成立。依据对我国涉外经贸关系一些争议问题观察，提出我国走向开放型经济判断能否继续成立。依据对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出现的一些争议现象，提出原来认为中国发展会有利于地缘政治格局健康稳定发展的判断能否继续成立。还有对中国愿意接受国际规则并在参与制定未来国际规则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判断能否继续成立。甚至包括对一个繁荣强大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根本利益的判断能否继续成立。

　　三是从历史对比角度加强反思纵深感。

　　笔者参与对美国政府与学界资深人士座谈访问，印象中对方好像刚刚上完近现代世界史研讨会一样，不约而同却又大同小异地大谈新兴国与原有中心国关系问题。

　　他们认为问题关键在于，一方面要使新兴国受到足够尊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新兴国是否愿意接受已有规则，是否愿意在参与制定新规则时发挥积极而建设性作用。

　　美国对华政策重估反思，折射出面临深层挑战背景下美国精英的战略焦虑心态；既有在老大自居傲慢心理支配下要求他国配合摆脱自身困境的诉求，也有迫于现实形势试图积极务实求解的愿望。“几个能否继续成立”的质疑，对我国形势和政策解读多有片面和偏见，尤其是对美国陷入目前困境的自身政策和结构根源缺乏必要检讨和反思。

　　（卢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建奇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师。此文根据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第24次“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演讲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