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经济的走向又显现了不确定性，执政当局似乎有其难言之隐。最大的老虎---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关进笼子里，执政当局频频出台宏观调控措施，希望能让这只老虎进笼。以我个人之见，过去几年，执政当局的宏观调控措施基本上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政府未来的宏观调控思路仍然会遵循这个规律。在中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施政思路不仅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而且执政者发现了这条抚慰民心的捷径：用快速的行政干预或者立竿见影的“数量型”货币工具以及轻车熟路的财政工具驾驭市场，达到改善民生的效果。这种效果往往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补贴另一部分人的损失，所以中国市场的效率经常处于管理学上所说的“X效率”状态。最近，国家发改委约谈一些日用品跨国公司联合利华、宝洁等公司要他们顾大局、识大体不要轻易集体涨价，虽然这些公司暂时接受了政府的行政干预，但他们本来要涨价的市场行为受到行政扭曲之后仍然会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传导给市场，至于这种方式如何发生，普通人当然不知道，消费者甚至暂时还享受到了行政干预的好处，但这种畸形的好处未来一定是以更大的代价而收场。这种行政干预的例子在中国宏观调控史上比比皆是，尽管这种行政干预市场的代价非常之大，但调控当局对这种行政干预近乎有一种“上瘾的偏好”。

调控当局对这种行政干预近乎“上瘾的偏好”反过来影响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货币流通的去向来看看调控当局是如何制造这种近乎“上瘾偏好”的行政干预：市场上货币一旦多了，自然推高物价，物价一高到敏感的程度，调控当局就会出来干预价格，干预价格导致市场扭曲，价格虽被压下来，但多出的货币仍然在手上积压，那积压的货币要么被政府“窖藏”，要么伺机而动再次在市场上推高物价，但那些手上多余的货币既不会那么轻易就被政府“没收窖藏”，也不会傻傻地等待下一次的机会，而是隐蔽地转入地下交易，多余的货币仍然在地下市场上流转，只不过已经脱离了政府的“法眼”，那些多余的货币潜伏在行政干预扭曲的更深毒瘤处，一些人为此毒瘤背负了“黑锅”，经济结构更加恶化了，这种不知不觉的经济恶化强化了下一次的行政干预，行政干预由此恶性循环，为调控当局衍生出了近乎“上瘾的偏好”。

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句话是对的，但在中国只对一半。既然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要降低通胀只要抽取在市场上多出来的货币不参与市场流通即可压低通胀，多出来的货币要么是货币当局滥印钞票的结果，要么是资产泡沫破灭的结果打破了“货币幻觉”的财富幻影。但中国政府一般不会轻易承认通货膨胀是自己滥印钞票的结果，总是将通胀归结于输入性与结构性的，即使发生全面的通胀，统计局也会恰到好处地拿捏CPI指数向外界通报当前的经济形势。由于调控当局不太愿意承认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所以更喜欢通过行政干预压低通胀，拦截流通在正规市场上的多余货币，迫使其转向地下交易，而不是直接堵住货币的源头，但那些多余的货币的确是推高物价的罪魁祸首。既然货币当局不愿意直接抽取源头上的货币，而只是拦截多余的货币改变其流向，这种做法当然把通货膨胀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一半是货币现象，一半是不法商人干扰市场的结果。这时，调控当局又会祭起打压不法商人的大旗，砍断其干扰市场的黑手，毫不留情地“为民做主”，通胀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不久又会旧病复发，因为多余的货币并没有真正被清除出局，只是暂时改变了流向。这是一种打着“为民做主”旗号的行政干预的变种，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执政需要型干预”，它与直接的行政干预的不同之处是，前者仅仅对某些人或者某些行业下手修理，后者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用行政手段代替了市场行为。

要理解中国政府所谓的货币与财政组合政策，就必须对中国政府的调控手法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中国政府偏向行政干预、“数量型”货币工具以及轻车熟路的财政工具是有其深刻的执政逻辑。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中国几千年来的官僚体系的运转是靠数目字来维持的，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有其非常精辟的阐述。这种数目字的运行就必须要依靠大量的行政审批与行政干预才能实现的，而“数量型”货币工具正是官僚体系数目字进化后的现代货币工具，财政工具也因不需要选民的监督与议会的约束降低了政治风险更趋于行政首长审批制，这三者正好演绎了“行政化调控”的经典剧本。这次4月6日央行是继2011年2月9日加息以来的第二次上调存贷款利率25个基点，动用了“价格型”货币工具对冲通货膨胀，说明到了非用“价格型”货币工具不可的程度。央行轻易不会加息，它一加息就会与这个有着几千年运转历史的官僚体系的执政逻辑相冲突，“数量型”货币工具既迅速、快捷、简单，又体现权威，还可以转嫁自己的调控成本，而“价格型”货币工具不仅抬升了调控成本，而且调控结果不会立竿见影，还有“时滞效应”，这与官僚体系的“立马见效”的速效风格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价格型”货币工具不是调控当局的首选之物。

但“价格型”货币工具却是可以治本的，而“数量型”货币工具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市场上任何商品、服务以及金融资源都可以通过合理的价格进行有效率的交易，但价格有时是不清晰的，甚至是人为扭曲的，这就导致了市场失败，“价格型”货币工具正是具有矫正市场扭曲价格的功能，但其矫正过程极其痛苦而且漫长。“数量型”货币工具只是改变了资源的流向，并没有很强的价格矫正功能，即使有矫正价格的功能也是很微弱的，更何况“数量型”货币工具还派生出了资源的“马太效应”。近期中国央行频频动用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收紧流动性，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了很多，但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并没有因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而减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也不会因为银行的可贷资金的减少而引发贷款资金的紧张，这就导致减少的可贷资金在弱势的民营中小企业与强势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形成一个新的资金数量“剪刀差”，从而削弱了一些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另一些企业的竞争力。“数量型”货币工具相比“价格型”货币工具更容易制造新的不公平，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具有强势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更加欢迎对自己有利的“数量型”货币工具，因此，国有企业的老总与政府官员都愿意用数字为自己的政绩讲话。

执政当局目前采取了“宽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这个政策组合有其天然的缺陷。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宽财政”政策是以恶化财政结构为代价，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本无必要付出这种代价；“紧货币”政策却恶化了经济结构、伤害民间经济活力，只为实现可控的通胀目标，实属无此必要之代价。但中国政府愿意为此代价买单，都是数目字惹的祸。“宽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一定数字的经济增长率，“紧货币”政策是为了实现可控数字的通胀率，而代价却是经济结构的扭曲、财政结构的失衡与民间经济活力的丧失，其代价不可谓不大。但只要其延绵几千年的执政逻辑不改变数目字维系的本质，就不可能真正改变“货币与财政政策组合”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也无法改变官员对行政干预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