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在2011年2月连续四次发文探讨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呼吁理性看待社会公正。鉴于《人民日报》在中国政治和传媒界的特殊地位，这种行为自然成为一桩引发舆论讨论的公众事件。

这四篇评论文章分别名为：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收入鸿沟需重视、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和行业收入不怕差距怕不公。差距和公正（或不公正）成为主题词，从一方面也显示出当前公众舆论关注的重心之一正是分配的公正问题与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但是在中国大陆并不漫长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这并不是第一次整个社会和知识界都在热烈地争论社会公正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就已经在讨论经济转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问题。罗尔斯的经典作品《正义论》也正是在那一时期前后被译介入中国，被很多学者在讨论时广泛引用。

不过，正如我们以后知者的视角看到的，经济发展在当时被视作了中国的首要任务和各种问题的最重要的解决方案。发展就是硬道理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玫瑰色的未来，美好繁荣。创造财富成为众人关心的话题，而关于财富分配的讨论还没有形成各种媒体上的喧嚣之声。提倡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们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时之宠儿。他们是改革的呐喊者、是旗手，也是英雄。但是现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拥护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被日益边缘化，被指责为贪婪的辩护者。对于分配财富的讨论远远超过了对于创造财富的讨论。中国不再是一个商业优先的国家。“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想起来，它有点类似于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提出的口号，“傻瓜，经济才是关键！”而这两句话都开启了两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从被人信奉到成为人们怀疑和争论的话语。我们对待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态度在发生微妙却显著的变化。

《人民日报》发表的四篇评论文章，和各种针对这些评论文章的指责以及我们过往对公平的讨论，也大都集中在分配的不公平问题上。这些问题永远都值得讨论。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曾经讨论过的永恒话题再次成为我们试图廓清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终于富有到可以坐下来讨论财富的分配吗——毕竟我们已是GDP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还是因为今天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放大到会影响财富的创造——可是在讨论中似乎并没有太多人提出这一点？

不妨杞人忧天地问一句，如果在我们的公众舆论和大众媒体，都在发起和关心着财富分配问题的讨论，鼓励人们思考如何分配财富（当然，是以公平和公正的名义），而不是在讨论如何创造财富的问题，鼓励人们去创造财富，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距离危机还会有多远？

在对待财富的态度，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说，人们其实并不仇视贪婪（在中国也是如此吗？我们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毕竟贪婪是“资本主义”运转的燃料之一。贪婪是创造财富的驱动力。正是由于对财富和影响力的贪婪，才会有如此多的个人奋斗成功学范例。人们仇视的是不公。因此，大部分人不会指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沃伦•巴菲特贪婪，但是当一个中国垄断企业的职员拉大了和同类人的收入差距时，人们就会愤愤不平。人们认为沃伦•巴菲特是通过合理与公平的手段赚取了自己的巨额财富，甚至会将他视为创造财富的楷模；但是人们会抱怨后者是一种难以接受的不公平。

也许对现有财富的更公平切分可能使一部分获得相对更多的收益，有利于填补正在拉大的收入差距鸿沟，也可以稍稍平息公众的怨气，但这并不能帮助贫困人口脱离社会底层，社会各阶层之间正在形成的某种对立情绪不会因此化解，我们所期望的社会和谐也不会实现。中国拥有的社会财富并不足以让全民享有一场分配盛宴。我们有过呼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年代，这样的声音在今天并不过时。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