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党认为，市场化给中国媒介带来了混合的意识形态，充满了矛盾的身份、认同、形象和主体性。媒介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竞争和意义重建的场域，既有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也有市场化的实用话语。用威廉姆斯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主流意识结构（即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宣传）、剩余意识结构（即传统儒家强调士大夫的道德责任）以及新兴的意识结构（符合市场罗辑的媒介专业主义）的斗争与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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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赛伯威权主义与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互联网
2009-10-07
22:47:14 来自: 五道口的奥萨玛
众声喧哗的评论
关于互联网在传统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中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的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的互联网在第一个十年的发展中跟随着世界 最先进的网络技术脚步，如今拥有世界上最大互联网用户群与无线互联网用户数量。但党国对于新媒体的管制总是如影随形。在后奥运时代，一方面随着党国威权主义政治在网络空间逐渐展开，对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期许正被消蚀；另一方面，市场化和去政治化的媒体经营策略，使得网络空间充斥了娱乐与消费的喧嚣。正如阿伦特所攻击的两个目标，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看上去虽然有所不同，却都在抹杀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前者是公共领域吞噬了私人领域，后者则相反。结果都是对中国正方兴未艾的网络公共领域的毁灭性的破坏。
在中国，尽管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实施上终结，去“政治化”的政治时代随着不断加深的市场化进程而来，但在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中，仍然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即邓小平所亲自划定的“四项基本原则”。
潘忠党认为，市场化给中国媒介带来了混合的意识形态，充满了矛盾的身份、认同、形象和主体性。媒介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竞争和意义重建的场域，既有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也有市场化的实用话语。用威廉姆斯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主流意识结构（即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宣传）、剩余意识结构（即传统儒家强调士大夫的道德责任）以及新兴的意识结构（符合市场罗辑的媒介专业主义）的斗争与调和。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国家政治权力框架是全能主义的。全能主义的提法试图规避具有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概念而对20世纪中国政治作出界定。从内涵上讲，“极权主义”和“全能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不能否认。如果说，中国近代的极权主义发自于在国家民族全面危机的背景下，为了挽救特定的国家利益而作
出的政治选择，那么改革开放后，这种全面的政治控制才逐渐展现出逐渐放松的态势。
孙立平等人认为，这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党和政府控制范围的缩小；第二，在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中，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即由一种比较“实在的”对实际过程的控制，转变为一种比较“虚的”原则性控制。第三，控制手段的规范化在加强，原来的任意性逐步走向规范，不再趋向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极端化。
中国的宣传体制现实是对于不同的不同类型的媒体存在着不同形式或严格程度的管制力度；同时，在同一类型的媒体内部，针对不同的媒体内容属性，管制的形式和严格程度也不一样。在网络新媒体部门，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体制反应滞后，在一段时间内、在特定的网络媒体中存在着“党退民进”的情 况。这种进退带来许多遐想和展望。如在被成为“网络舆论年”的2003年，诸如“孙志刚”案件这样的网络舆论推动司法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案例让许多人认为网络在事实层面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生态——尽管《南方都市报》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党退”或“党未到”的网络空间成为了舆论空间与公共领域。这一态势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达到高峰：国际奥委会(IOC)监督委员要求北京奥组委确保奥运期间互联网开放原则。
当世界舆论争论对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媒体政策是否会发生质变的时候，西藏事件、二十周年、乌鲁木齐事件、建国6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态的发展让中国的媒体政策又回到了传统保守的套路上。适逢重大政治事件时以“左”保安全的方式一直是中国的宣传官僚体制的惯例，因为即使“左”显得不合适宜，充其量也是“好心办坏事”。
长期以来中国传媒企业一直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策略原本是中国传媒业体制改革的应景说辞，但如今却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最为纠结不开的“死结”。因此，对于，中国的媒体企业来说，一方面规避政治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大张旗鼓进行多元化经营、上市融资。自由多元主义者
批判国家政权对公共领域的侵袭，而新左派则籍西方批判理论抨击中国传媒的过度商业化。展江认为，“令人尴尬的是，中国传媒领域的封建参与未完全消除，再封建化的问题却已出现。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经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
不同于传统党媒，网络媒体大多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标准的传媒企业（当然党媒所办的网络如人民网等除外），其拥有自主的经营权与产权，许多都在国内外上市成为公众企业，其主要负责人由企业资本结构规定而不是由党国任命，在行政上也无须向宣传部门负责。因此，网络媒体与宣传体制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管治”。
党国一方面采用传统的“封杀”方式，如对于微博客的处理；另一方面，也试图采取新的宣传策略进行舆论疏导和稀释，如通过建立网络评论员机制来引导网络舆论。但从实际效果看，这种管制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反效果，尽管管制的触角四处延伸，但网民还会用“细枝末节的抵抗”消解或嘲讽这种方式。
南京大学政治系的李永刚教授他将中国式监管比喻为“国家水利工程”，中国政府肩负两重角色：一是内容提供商，企图以最低成本垄断水资源供应，靠生产主旋律纯净水，向上索要巨额运行费和人工费；一旦意见市场开放，垄断收益流失，必将面临裁员裁钱，难以忍受；二是固堤工程承包商，查漏防险，避免溃 坝。没有险情，就没有维护经费；但险情过猛，则会被严厉问责。中国政府显然正在变得聪明，容忍渗漏和管涌，减轻水坝压力；选择性打压渗漏和管涌，减轻问责压力。胡泳认为，互联网有能力挑战政府和主流媒体的统治性话语，并为持异见者在全球传播其观点搭建平台。公民也有机会获取替代性（alternative）信息 。
胡泳提出了共有媒体的概念，认为这种集制作者与消费者于一体的全新传播工具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对于推进中国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尤其是促进并不发达的公共领域的成长，可能具有唯一的重要性。胡泳提出的共有媒体的种类几乎涵盖了所有web 2.0和部分web 1.0的网络组织形式。但事实上，随着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管制策略的日益加紧，公权力对于这些存在着意见讨论的“共有媒体”的侵入也日益加剧。
例如，中文博客在挑战权威与提供官方之外另一种声音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叶叙理(Ashley Esraey)，通过对六千个中文博客定量研究并与中国主要报纸的类似内容对比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博客比报纸更具有批判性。他认为，“中国博客已经削弱国家控制言论的能力。博客是未来的参政先锋，但目前还不至于要引发革命。” 这种说法显然过于乐观，需要看到的是，一方面，大量的博客成为不更新的“死亡”状态 ，另一方面，尽管出现过党内或政府官员开博客的现象，成为一时的新闻，但中国政府对于博客的管制从来没有放松过，这造成了中国互联网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每当政府对某一种媒体的管制加剧时，“栖居”在该媒体上的意见领袖就会主动寻求向新的“弱管制”媒体中搬迁。另一方面，即使是服务器架设在国外的“境外网站”为了谋求在华的经济利益，也会主动配合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如微软公司对著名博客安替（Michael Anti）在MSN Space的博客的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