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没有像苏共那样丧失执政能力,而中国没有像西方期望的那样垮台,我们现在想想也很有意思,十几年之前有人就散布中国共产党崩溃论,但是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垮,而且走的越来越好,所以不断的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都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国民党垮了你们不光没垮还做得很好,这个就要解读,笼统的解读就是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不一样,中国共产党跟苏共相比高明在什么地方,包括对中国共产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苏共也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个要回答不容易。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线收看人民网视频访谈,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党的历史,最近有一本书《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受到大家的欢迎,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这本书的主编,他就是谢春涛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编辑的初衷和背景,谢教授您好。

  [谢春涛]:您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已发行近20万册

  [主持人]:谢教授,这本书应该是一本适合大家读的通俗党史读物,现在发行已经达到多少册?

  [谢春涛]:据了解应该接近20万册,目前受欢迎程度还是跟我们的预期差不多的。

  [主持人]:可见大家对这本书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能不能先请您讲一下我们为什么编这本书?

  [谢春涛]:编这本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几年我有很多的机会为境外的人士介绍中国共产党,包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为这么多年越来越多人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个发展的奇迹,我的职责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从历史的角度给他们说明白。

  [主持人]:也就是很多的境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很感兴趣。

  [谢春涛]:对,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很感兴趣,我的职责就是为他们解读,解读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必要编一本书出来,这本书之所以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外文局的职责就是提供对外宣传的职责,这本书如果外国人能够看的下去我们中国人应该更有兴趣。

  [主持人]:这本书从它的创意到现在应该说是取得了成功的。

  [谢春涛]:对。

  [主持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应该也是你编写的。

  [谢春涛]:我参与了。

  [主持人]: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样的书很亲民,从你的角度来讲,您觉得这两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表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谢春涛]:《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应该是非常成功的,批准是中共中央,它是代表中共中央对于这段历史的一些看法,它的一些观点应该是经过了反复的推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是我领衔带领几位年轻同事一起编写的,今天要介绍的是这本书的可读性。

  以境外人士观点看党史 增加了读者对这些问题的信任度

  [主持人]:没错,我们先从这本书的封面上讲,这是一本广大读者看的懂的书,一般很多人都说党史教育是说教,很难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你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怎么样让老百姓真正的去读懂中国共产党党史,让他们对这个感兴趣,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谢春涛]:我们过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确实给大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觉得历史本来应该是生动的,应该是感人的,我们很多历史的细节足可以感动的人流泪,一部党史让大家接受首先呈现方式让大家接受,我们这本书首先书名《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应该说这个书名的表现方式跟过去的很多书是不一样的,大家可能在书店里面看到这个书名可能想上去翻一翻,这个是有特点的。

  [谢春涛]:再比如我们书中选的问题现在是13个,问题本身我们选的还不错,我们反复思考到底中国共产党成功,成功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得把大家公认的列出来,列出来的13个问题尽管不全,但是这13个问题是国际社会广泛公认的,问题我们找的非常好。还有,回答问题是怎么回答的,历史是过去人物活动的历史,我们把这些历史本来应有的东西给表达出来,本身它就生动可读。当然选什么材料和故事这个很费心思,我们选出的故事能够有助于解读,但是不管哪一个我们都是用故事讲思想,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个的故事写出来,可读性当然没有问题。

  [谢春涛]:另一点,我们说尽可能采用外国人说,我这样的身份可能是有些人眼中的御用学者,我这样的人谈的观点,有些人愿意相信,在有些人眼里面会打一点折扣,但是我们写的里面尽可能采用外国学者外国读者的评论,这些评论可能有的读者他更愿意相信。比如说当年国民党败给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外国人也来评论,他们往往都是说国民党腐败,共产党比他们强的多,他们本意不是有意的歌颂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是用他们的眼睛观察的共产党,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是有说服力的,对于美国人也有说服力。我们这本书如果取得了初步成功,更多的是在形式上跟过去有所区别。

  [主持人]:从你刚才跟我说的成功之外,这样的党史编写方式肯定有独到的地方,其中很多是以境外的人的眼光来看,很多网友会说这是一种客观、公正,当然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

  [谢春涛]: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很多,外国记者有大量的报道,我们选材肯定是根据我们的问题来选,比如说在中国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方面有什么,还有我们的抗震救灾,首先我们根据我们的问题来选材,再一个我们根据他们的评价来解读。比如,有人评价说中国共产党在抗灾这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很多人是看明白了跟中国的体制有关系。比如,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政策,国际社会对这个评论很高。还有比如说香港问题,香港回归之前有人讲,香港是只金丝雀到了中共手里面就捏死了,在1993年唱衰的声音是很强的,但是香港回归10年之后这些人的看法全变了,包括美国财富杂志竟然出专辑承认自己当年错了,我们把这些东西拿过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用他们的眼光来分析解读毫无疑问是有说服力的,当然他的解读和我们的解读往往是一致的。

  [主持人]:所以说,拿境外人士的观点反而是体现了公正,而且会增加我们平时对党史没有研究的人对这些问题的信任度。

  [谢春涛]:对,应该说我觉得过去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够,其实这方面的素材非常多。

  [主持人]:关键需要你们做工作和调研。

  [谢春涛]:就是我们尽可能的查阅外国人的评述,比如已经翻译过来的,还有外国政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评论。比如,有人也出了书,跟中国领导人有交往,他也会从他的角度来观察来谈,至于外国媒体的评述就更多了。所以,素材是比较多的,过去我们的党史研究用这样素材是不够的。

  给年轻人讲党史 关键看方式方法

  [主持人]:在大家的印象中对党史感兴趣的应该是党史工作者,还有一些老同志,年轻人关注就会弱一些,我想您和您的团队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肯定已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想到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他们?我们会不会联系一些实际?

  [谢春涛]:年轻人对党史的关注程度弱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不同的经历和面临的问题,今天我们工作节奏那么快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我这些年跟年轻人接触不少,比如大学本科生甚至一些高中生都有接触,接触之前他们对党史不一定有多感兴趣,但是稍微一说,他们就应该对党史有兴趣,为什么?他们是在中国学习,在中国工作,哪怕出去留学将来可能也是想回国发展。如果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国的执政党了解不够恐怕无论如何就是一个缺憾,我说在中国有必要了解执政党,了解执政党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她的历史来了解,我们通过90年的历史可以看的比较清楚,包括通过中国过去的历史把握现在观察她的未来,我一说这个道理绝大多数年轻人是可以接受我这个观点的。

  [谢春涛]:通过我讲课推荐一些书他们首先有了了解这个党的兴趣,如果我们讲的课呈现方式让他们接受,他自然就会关注,我觉得年轻人我们不能责备说年轻人不关心政治,年轻人不爱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包括在高校工作时间很长的领导谈到对现在年轻人的看法,说起来他们是关心政治的,包括我们一些门户网站发时政新闻,网友不但看而且还发帖子,从他自己的成长来看他不可能不关注,包括宏观经济政策。

  [谢春涛]:第二个,年轻人是讲道理的,是懂道理的,如果你用说道理的方式去说道理,年轻人很好沟通。所以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些年有很多高校我经常去讲课,讲下来我表达的东西年轻人是能听进去的,是愿意接受的,我觉得关键是方式。

  [主持人]:可能我们的党史宣传教育不分年龄。

  [谢春涛]:那就要改进我们的方式,比如说那个书很多人不愿意看,再比如说讲课如果脱离当年的历史大家也不喜欢看。

  中国共产党“13个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

  [主持人]:说这个书选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13个为什么,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这13个不能完全概括中国共产党90年的经验,我想请教一下你们这个团队为什么选出这样13个?这样13个是不是最经典的?

  [谢春涛]:说选什么题这是很费劲的, 我们有了最初的动议之后就在琢磨这个问题,我最初列出了20个问题,后来经过反复讨论,当然讨论包括跟外文局的林良旗先生,他对我们的书怎么让境外的人爱读在这方面他给了很多的建议,包括我刚才讲到的用故事讲思想,尽可能的用故事。还有总编辑张海鸥女士,她平时跟境外的人士接触很多,包括他们的社里面也聘请了一些外国的顾问,这些外国的顾问也出了很多的主意,外国人都感觉成功的。首先他是成功的,最好大家公认的再去解读,所以选什么我们按照这个尺度去选,最终我们选了13个。现在看,不是说13个就全了。

  [谢春涛]:你刚才提到有人质疑这个说的不对,确实说出来之后我们也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看到这本书的有的是我们的同行、专家他们也给我们提他的意见,有的是领导干部,有的是年轻人,各方的意见我们都很关注。甚至有的我们主动的送去让他们给我们提意见,我的想法我们是有改进空间的,比如说现在13个是不是可以增加2个,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尽管我们在西藏出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我感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我们56个民族在这么一个大家庭上总体上是和平相处的,有的地方出问题不是政策的问题,有的是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还有的是境外势力煽动,所以今天看我们的民族政策基本的方法还是应该坚持,当然要丰富完善。再还有,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方面这一点也是成功的。

  [谢春涛]:这点我印象很深,过去我带过的一个博士生写抗美援朝,中国当年的老百姓被高度的动员、凝聚起来,当年的社会动员肯定是成功的,我们看包括今天我们办世博会等等,动员能力也是相当强的,这当然这中间包括我们的宣传工作,思想文化工作,我想这些方面解读出来也是有价值的,至少短期内我们增加两个方面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征求意见。

  中国粮食问题解决靠两个“平” 一个是袁隆平 再一个就是邓小平

  [主持人]:这本书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和智慧,我们马上还要让这本书增加和完善,接下来的时间请谢教授跟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因为这书里面是13个成功的经验,我看到从第一块“为什么能成立新中国”,一直到最后“为什么能赢得众多发展中国家地支持”,这其中13个故事中我特别想知道谢教授你最喜欢哪一个故事?您觉得哪一个故事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谢春涛]:我很难说我最喜欢哪一个,总体上我都是喜欢的,而且解读每一个问题都是成功的。

  [主持人]:比如说我们挑一个,因为现在我们说吃饭,大家都说生活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吃饭要吃好,吃的质量要好,但是粮食价格越来越贵了,你看第五个问题为什么能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我们当时从哪几个方面着手解决的?

  [谢春涛]:这个问题肯定是大问题,这个问题不光中国人关心,过去外国人也关心,若干年以前有一个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所长发表过一篇文章《谁来养活中国》。他认为中国人口越来越多,耕地越来越少中国人的粮食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年在世界上认同他观点的人是不少的,但是若干年之后他担心的问题没有出现,中国人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再若干年,我们的人口还要增长,我们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也是没有问题,中国人靠什么办法把这个解决好的,我们的人均占有耕地水平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少得多,这就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

  [主持人]:里面提到袁隆平,把解决粮食问题中的一个突出人物提了出来。

  [谢春涛]: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中国粮食问题解决靠两个“平”,一个是袁隆平,再一个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包括我们最初的农村改革他是起了很大作用,如果不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我们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不会有今天的表现,不会有今天的成功。所以,私下讨论的时候觉得这两个“平”对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当年邓小平是怎么改革的,袁隆平是怎么研究杂交水稻的,这些问题讲出来对于中国人来讲不是很新鲜,但是对于境外读者来讲两个中国人,一个出政策、一个弄科技。当然不光是这个,还包括我们这些年农村的大量的投入等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当然就理解了,对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就保持信心。

  [主持人]:故事的完整性在最后提出来,粮食的问题仍然要警钟长鸣。

  [谢春涛]: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我们这方面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始终强调要保护耕地,当然道理是很清楚的,另外我们今天对农村、农业加大投入跟这个也有关系,我们把问题提出来并讲出来再讲党的思考。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非常感谢谢教授对13问题的分析,接下来请谢教授回答其他的一些话题,比如我们看到在本书的引言当中您提到写作的难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说一说在编书的过程中究竟遇到了哪一些困难?怎么样解决的?

  [谢春涛]:确实这本书非常困难,一本书一共十几万字,参与者5、6位,另外没有直接参与编写的还有几位,应该说那么多人那么一本小册子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本身就说明了这本书的编写之难,创意还是可取的,选的框架思路也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思想付诸实现难度很大。比如,这里头有两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犯过的错误中国共产党是不隐讳的,比如说“文革”十年的错误,犯过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还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这至少对外国人是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绝对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在我看来过去没有哪一个人专门回答过这个问题,既然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就得做出一个圆满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写的过程中绞尽脑汁,经过反复思考。我们讲道理说,犯错误的动机是好的,比如“大跃进”谁也不会怀疑我们领导人成心把中国搞坏,但错误的期间也取得了成功,领袖跟老百姓同甘共苦,邓小平做了深刻的总结。

  [主持人]:就从4个方面。

  [谢春涛]:是在这个深刻总结的基础上才做出了成绩,很多中国人看来古往今来有谁不犯错误,作为一个政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你看了这个错误是怎么做的,如果犯了错误你去纠正了他就会谅解你、认同你,所以我想这里头还有中国文化深层的原因,目前我们做的回答应该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主持人]:困难是提出一个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掉,同时让大家信服。

  [谢春涛]:一方面在形式,另外一方面在问题本身。别人没有提出来,你提出来,你做了回答,问题本质就有价值。再比如说,刚才谈到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没有像苏共那样丧失执政能力,而中国没有像西方期望的那样垮台,我们现在想想也很有意思,十几年之前有人就散布中国共产党崩溃论,但是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垮,而且走的越来越好,所以不断的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都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国民党垮了你们不光没垮还做得很好,这个就要解读,笼统的解读就是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不一样,中国共产党跟苏共相比高明在什么地方,包括对中国共产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苏共也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个要回答不容易。

  某些读物胡编乱造 阅读时候应有一种警惕的眼光

  [主持人]:在互联网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很多党史人物被歪曲,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你怎么看?包括我们如何应该避免它?

  [谢春涛]:我在不久前来人民网的时候曾经谈到这样一个问题,确实现在党史读物,包括互联网上、图书这种形式出现的应该说有一些问题的,胡编乱造东西,虽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是片面的选取某一方面的事实。比如,讲到某一段历史的时候,可能选材尽量的选那些中国共产党犯错的事实,而另一面的东西讲的不够,这个从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的角度看恐怕都是有问题的。关于党史的读物一方面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警惕的眼光,不是什么样的东西只要新鲜,只要我们过去不知道,只要能够吸引眼球我们都去阅读,事实证明有很多所谓纪实文学表现形式是可读的,甚至摆出了很多血统,但是是靠不住的,甚至有些是作者胡编乱造出来的。

  党史只讲成功和只讲错误 两种倾向都不可取

  [主持人]:谢教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对于90周年有什么样的教育?最后给我们做一个畅想?

  [谢春涛]:对于党史工作中央非常重视,从去年以来整体上全党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我觉得出现了很多可喜的现象,至少大家对党史的学习、党史的研究、党史的教育,党史宣传这方面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我个人对这方面的前景整体是乐观的,但是我觉得前提在中央重视之后也得靠党史工作者改进工作,力求把各方面工作做的好一些,我个人长期从事党史的教研工作,我个人体会有几个方面我们得注意。

  [谢春涛]:第一个得有针对性,比如说我们讲课可能对象是党政干部,也可能是大学生,也可能是普通群众,毫无疑问不同对象不同需求我们要把握,否则同样的问题在这一个范围内可能人家欢迎,另外一个范围人家不欢迎,讲课是这样,我们写文章也是这样,你这个文章是给谁的,解决什么问题的,如果我们就是给专业工作者看的,可能我们做了很仔细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给普通人看的,显然人家不需要这个东西,首先得有针对性。

  [谢春涛]:第二个方面,要全面的讲党史,所谓全面就是成功的方面讲,我们犯错的的方面也得讲,如果我们只讲成功的方面,而犯错的方面我们不提,有一些受众他们也不认可,他觉得你不客观、你不公正。当然,另一方面也不客观,比如说只讲错误,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历史是复杂的,我们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尽可能还原,比如,当年成功怎么发扬光大,当初错误为什么会犯,犯的主观方面的原因我们弄清楚,客观方面的原因也要弄清楚,分析这个是为今天、将来做的更好。对待历史尽可能是一种全面客观的态度,对前人我们不苛求,不要拿今天的眼光贬低前人,我说毛泽东肯定是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今天的哪一个人敢说你比毛泽东智商高?没有人有这样的胆量,再伟大的人他也会犯错误,我们可以去总结,总结出来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价值,所以我想还得全面、客观、公正。

  [谢春涛]:第三个方面需要注意,就是讲党史你用什么方式去讲,同样是党史用不同方式讲出来我觉得效果不一样。今天资讯这么发达,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多,你想传递一些信息给年轻的受众你就得讲方式,你这个方式容易不容易让人相信,应该讲出历史的特点、党史的特点,我们把事实还原出来,我觉得事在人为。

  [主持人]:谢谢,非常感谢您,我们也希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本读物,能够让大家对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多一份了解。

  [谢春涛]:也谢谢你,写谢谢各位网友,我也希望得到网友们对这本书的反馈,我们希望把这本书改的好一些。

  [主持人]:谢谢谢教授,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谢谢,再见!

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刘宝东,人民网,2011年3月28日)


 

  建立多党派联合政府

  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一届“无与伦比”的精彩奥运会。殊不知,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即提出申办奥运会,反映出了民众对国家经历战火浩劫后的和平愿望和对国家走向富强的热烈期盼,然而此时不祥的内战阴霾却是越聚越浓。

  抗战末期,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逐渐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考虑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就是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多党制。

  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就显示出了巨大的政治吸引力,获得了国共两党之外广大中间势力的大力支持。10月10日,中间势力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显然,联合政府已成为国民党之外各党派的共同政治诉求。

  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于 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就曾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进行会谈,双方达成了五点协议,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11月10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五点协议上签字,赫尔利还预留了蒋介石签字的地方。

  然而,国民党对战后中国政局的考虑,与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截然不同。1945年 9月 3日,国民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未作正面回应,而是着重就战后复员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主宪政问题,也仅是提出了加紧实行地方自治等若干意见。但是,蒋介石在同日发表的广播演讲中却特别强调: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唯一的前提就是军队国家化,中共不应再拥有军队,其意仍然是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由此,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独尊的政治地位,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五点协议也就不可避免地胎死腹中了。

  国民党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遂提出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建议,而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亲赴重庆与之谈判时,国民党当局却大感意外,毫无准备,只得虚与委蛇。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下,谈判最终达成了若干协议,但就在协议墨迹未干之时,国民党却置国内外舆论于不顾,悍然发动对共产党控制区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内战局面。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强调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为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危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声明要求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同时,杜鲁门还派遣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为其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冲突。杜鲁门明确地说:“我派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是为了设法制止战争,以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协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马歇尔后来也多次说:他使华时希望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让共产党等少数派成为拥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可见,此时美国仍然是希望中国避免内战,建立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调处持积极的欢迎态度,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十五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为,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12月23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会谈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政策是和美国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我们对其“中国不能内战”、实行“民主政治”、“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同意的。由于蒋介石坚决反对联合政府,马歇尔的调处亦无疾而终,美国最终也只得放弃调处,站在了国民党一边。

  这样,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创造的多党制民主蓝图,在内战的隆隆枪炮声中化为乌有。后来,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反省说,“从国民党犯有过错而受到谴责来看,一党制应予摒弃”,“唯一的拯救办法是,更广泛地讲民主,给老百姓以做人的权利”。后见之明,悔之晚矣。而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民主、团结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唤醒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使人们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从而汇聚起广大的民心民力,夯实了战胜国民党的基础。

  农民“躺着翻过身来”

  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老问题。“耕者有其田”已断断续续地喊了两千多年。历史上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即使改变了朝代,也没能改变农民的命运。然而中国的这个“千年难题”,却由共产党解决了。

  在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是极其不合理的。美国人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提出:“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的土地。”他的这个估计仍略显保守,实际上旧中国占人口总数 10%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达到了约70%—80%。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坚决拥护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所讲,1946年至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没收土地。这是一场通过赎买、捐献、处罚、社会压力、没收以及其他一切为社会各界所支持的办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的运动”。等到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实行平分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到了1949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周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使农民得到了渴望的土地,而且在政治上也摆脱了长期被边缘化的状态。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抗战以来,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 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 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 1/3),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农民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还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80%以上。

  一向被认为是组织程度不高的农民,一旦有人能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正确主张,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潜能便会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令人吃惊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成功的农民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为了他们的自觉行为,仅山东一省,国共内战时期就向共产党部队输送了 95万兵员,动员了1106万民工、民兵帮助部队运送物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当时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华北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韩丁,在观察了土改后的农村社会后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决不是凭借武力所能解决的。只有为农村的广大民众建立起一个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共产党人的问题才能随之自然地得到解决”,“而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注意”。国民党对土地问题虽也有成套的理论,但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国民党未改革土地制度,但对农民征收的赋税却是越来越沉重。国共内战期间,在农业方面,仅征粮、征借和征购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就超过1936年的4—5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20倍。而共产党却废除了杂税,仅征收正税。由此,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农民生活,实际上是冰火两重天。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农村政策后讲:“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而频繁征收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主张合法行动的传统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农民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压强:“对国民党方面极小的压强(或支持),对共产党方面的相当压强(或支持)。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由此而形成。”这样,在农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做大了这个“政治真空”。

  (选自谢春涛主编《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13个“谜底”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04月06日)

  谢春涛新书《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解读中国共产党成功的背后原因

   1、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在近代中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无数志士仁人付出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但都失败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2、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带走了国家多年积累的金银外汇储备,留下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当年,不少人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甚至有人等着看笑话。为什么仅用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将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平?

  3、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也发生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失误。为什么犯了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继续执政?

  4、为什么没有象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执政的一些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一些西方政要曾以为中国共产党也会步他们的后尘,但不长时间他们就大跌眼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依旧稳如泰山。为什么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共产党究竟与苏东共产党有什么不同?

  5、为什么能够解决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西方曾有知名学者提出过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没过多少年,事实证明这位学者是多虑了。中国人不光养活了自己,还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粮食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

  6、为什么能把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仅仅三十多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用什么办法创造出这一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7、为什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在很长时间内似乎成了定论。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

  8、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中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和实行这样的制度,其他政党为什么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9、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曾有人预言,香港这只金丝雀会在回归中国后死掉,但十几年来它依然欢叫。澳门回归后,不光博彩业照旧兴旺,还开始实现经济成功转型。中国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方针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10、为什么能使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和台湾曾敌对了几十年。但是近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交往越来越多,隔阂越来越少,大陆和台湾越来越显得不可分离。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能日益赢得台湾大众的理解和认同?

  11、为什么能赢得如此多的发展中国家支持?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原因,中国在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交往中时常会感受到一些不愉快。但是,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却一直比较密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什么能够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12、为什么能高效抗震救灾和成功举办奥运会?2008年,中国有两件事震惊中外:一件是高效的抗震救灾斗争;另一件是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如此成功?中国在体制上有哪些优势?

  13、为什么能管理好有近八千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有近八千万党员,比许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中国共产党用什么办法管理这一大党,使其能够保持凝聚力和执行力,能够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

  ★主编简介

  谢春涛,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1963年2月生于山东省临沭县。1978年至1988年先后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教育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988年起在中共中央党校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出版有《大跃进狂澜》和《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等专著,主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转折中国——1976—1982》、《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共和国五十年图史》、《中国简史——从孔夫子到邓小平》(英文版)等书,发表文章百余篇。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级和部级课题的研究工作。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1998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现为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并被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聘为客座教授或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