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一直关注近代人物，前几年有章太炎先生的研究计划，但时断时续，写过一些学术文章，也写一些人物掌故，故发表的刊物也比较杂。该文刊于广东文联办的《粤海风》（2011,3），多年受赠该杂志，此文刊于该刊算是投桃报李，谢谢主编徐南铁，虽然素昧平生。
本文原题《许寿裳与章太炎、鲁迅》，此为文章的前半部分。 我的中学同学谢惠芬，曾在杭州章太炎纪念馆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遗憾的是计划中的章太炎著作一直没有写完。
许寿裳，字季茀，号上遂。1883年2月4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48年2月18日在台北遇害。
许寿裳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由他的长兄许铭伯先生课读。但许寿裳所受的早期教育似乎以新式教育为主。
1897年许进入绍郡中西学堂，在这里所学的课程主要是算学、英文和法文，1899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杭州求是学堂是当时新式学堂的一个，按照许寿裳自己的描述，所学科目非常少，一共有五种，即国文、数学、理化、英文和日文，修业也没有固定的期限。
但在这里许寿裳起码有两个重要的收获，他的日文学习为以后去日本留学打下了一定的语言基础，而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对他一生都影响巨大老师宋恕。
宋恕，是章太炎早年最好的朋友之一，章太炎阅读佛教书籍就是引为宋恕的推荐，并影响到章太炎整个思想体系的建立。而当时宋恕则是杭州求是学堂的国文总教习。
许寿裳得到宋恕教益的时间总共才四个月，但“获益之大，受知之深，毕生不能忘也。先师魁硕，貌古朴，多须髯，两目幽若失精，望而知为悲悯善感之人，起教法重个性，主自由，‘取法象山，限规不立，经史子集，任择从事’。循循善诱之功，非庸师所能企及。犹忆首次作文，题曰《言志》。余答谓志在救国，吸收新文明，推翻旧制度，文辞幼稚，自不值一噱，不意其中有‘二千年之专制，痛甚西欧；廿世纪之风潮，定来东亚’等语，先师乃施以密圈，大为奖许。又忆札记一条读《天演论·察变篇》，略论物竞天择之理，即《中庸》‘栽者培之，倾者复之’之意。先师细字长评，称有心得，并举以示人。小子受此鼓舞，于是感激涕零，益自奋发，生平粗知学问，盖自兹始也。”
可以想见宋恕的鼓励对于年轻的许寿裳所到来的激励。不仅如此，宋恕还经常在课堂上说，当今天下，中国学问以章太炎为第一。当时章太炎因为《訄书》而被通缉，许寿裳说，这是在暗示他们阅读这本当时十分激进的著作。当然有了这样的伏笔，许寿裳到了东京以后，向章太炎问学便是十分自然的了。
1902年秋，许寿裳得到浙江省官费资助，派往日本留学，初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与那时也正在这里学习的鲁迅相识。1904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1908年毕业。
1909年4月，许寿裳自日本回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1911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筹建教育部，并介绍鲁迅去教育部工作。1912年5月， 随部迁往北京，任教育部佥事、科长、参事和普通教育司司长，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7年底，奉派出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1922年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7年初，应聘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10月，蔡元培创办大学院，他应邀出任秘书长。翌年任中央研究院秘书处主任。1934年起，他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创办《新苗》院刊。1946年任台湾编译馆馆长。 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北寓所惨遭歹徒杀害。
对于他的死因，现在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是为国民党特务所杀。但同为章门弟子的汪东却有另一种说法。他认为是手电筒造成的，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的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日本民族，慓悍轻死。当幕府执政时，匹夫皆带刀剑，一言不中，即拔刃相斗。有罪，往往切腹以谢，不烦刑曹。所为‘武士道精神’者，此亦其一端也。行谊高者，如赤穗四十七义士之属，已非正规，流弊所至，益凶狠残贼，不可问矣。故其俗，盗贼必怀凶刃，入人室，事主佯卧不觉，则无他患。力能制之，亦可。否则必被杀，无两全也。台湾被治久，亦渐其俗。闻季茀事觉，披衣起坐，遽以电筒射之，盗视为奇辱，遂致此难。入国不问俗，其祸乃至是耶。”
所著有《章炳麟传》、《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国文字学》、《传记研究》等。
汪东早年与许寿裳先生并不熟悉，但后来在重庆交往日多，他说许之生平与世俗所传不同，但因并无留下别的材料，所以只能存疑，他说：“许寿裳，字季茀。绍兴人，受经业于宋平子，晚又从章先生学。……与余初不相识，余养疴歌乐山，寓简斋，考选委员会馆舍也。季茀任会秘书，数来视余。同门中独与鲁迅共乡里，交最暱，每为余道其生平，异世俗所传者。病榻无俚，又从借鲁迅全书，尽读之。季茀不留意笔札，然所叙述宋子平及章先生学术源流，语必有征，他人亦类似，固胜于华辞无实者。寇难既平，台湾复隶版籍，季茀遂辞官，远游教学。”
许寿裳和章太炎
许寿裳最早听说章太炎是在杭州的求是书院听宋恕所言。而第一次见到章太炎是在1906年。“民元前六年（1906年）阳历六月二十九日。先师出狱，即日东渡至东京，发长过肩，肌体颇腴。闻因狱中食物无盐之故。七月十五日，留东学生在神田区锦辉馆开会欢迎，先师即席演说，其大意首述自己平生历史，次以涵养感情两事勉励大众：（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此我亲接先师尊容之始。”
许寿裳是早稻田大学主修教育学，在1908年在早稻田的学业结束之后，他一边因为要去德国而学德语，一边顺便听章太炎的文字学的课程，因为前面已经说过，许寿裳的早期教育中缺少了古典教育这一环。
章太炎在东京讲学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就有周氏兄弟和许寿裳，而他们居然托章太炎的女婿龚宝铨说通了章太炎，设了一个专门的班，这个班主要是浙江人，后来成为章太炎弟子中的主干。
对于民报社的讲课，许寿裳的描述是最为生动的：“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
其实，章氏的许多弟子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章太炎当时名重天下，而且在遇见权贵的时候，总会表现出桀骜不驯的一面，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是亲切又生动，给人如坐春风之感。
不久，许寿裳去了德国，回国之后，虽一直在教育部工作，也在各个大学兼课。但据现有的材料来说，许寿裳显然没有在文字训诂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一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官员。而且有不错的办事能力。因此，章太炎有一些问题也会请许寿裳帮忙。
比如，章太炎一直有去印度的想法，在《民报》事件中与孙中山等人闹翻之后，章太炎便想去印度，不过那时他请求帮忙的是刘师培和何震，结果惹下无数麻烦。
民国成立之后，经历了袁世凯的囚禁等事件之后，章太炎又有意去印度，不过这次他想到的是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许寿裳。 1916年3月23日，章太炎致信许寿裳，希望他帮助为他筹措去印度的一些事物：“梵土旧多同志，自在江户，已有西游之约，于时从事光复，未及践言。纪元以来，尚以中土可得振起，未欲远离也。迩者时会倾移，势在不救，旧时讲学，亦为当事所嫉。至于老、庄玄理，虽有纂述，而实未与学子深谈，以此土无可与语耳。必索解人，非远在大秦，则当近在印度。兼寻释迦、六师逸遗绪，则于印度尤宜。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质之当事，应无所疑。彼土旧游，如钵逻罕、匏什诸君，今尚无恙，士气腾上，愈于昔时远甚，此则仆所乐游也。兹事既难直陈当事，足下于彼，为求一纳牖者，容或有效。若以他事为疑，棋已终局，同归于尽可知矣。又安用疑人为？”
如果，单就学术成就而论，许寿裳在章门的众多弟子中并不显山露水；就文字能力而言，与周氏兄弟等也难以相提并论，但是在章太炎先生去世之后，首先为章太炎立传的恰恰是许寿裳。
这本1945年在重庆出版的传记虽然篇幅并不宏大，但是系统地总结了章太炎在革命和学术两方面的成就。他对章太炎所做的“革命元勋”、“国学大师”的定位应该是恰如其份的。特别是他在传记中所提供的章太炎先生的一些生活和教学活动的细节的描写，因为是亲身经历，所以已经是章太炎研究的重要的资料。
虽然有章先生学术之大，前无古人这样的传记的俗套，但是他对章太炎的学术贡献的评价还是很有见地的。“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正俗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按许多许寿裳先生的朋友和研究者看来，许寿裳先生最为出色的是传记文学的写作，他所采用的是化用章太炎先生的原文来描述章太炎的办法，因此，不但准确，而且传神。这里仅举“注音符号的来原”一例。许在介绍章太炎先生在文字训诂的成就的时候，顺便提到：“还有，现今常用的注音符号，亦系发原于章先生。先生曾说：‘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故尝定纽文三十六，韵文为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以代旧谱。民国二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开会的时候，有些人主张用国际音标，有些人主张用清末简字，各持一偏。而会员中，章门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及寿裳等，联合提议用先生之所规定，正大合理，遂得全会赞同。其后实地应用时，稍加增减，遂成今之注音符号。”注音字母的确定是章门弟子在中国文字学乃至文学领域崭露头角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将“统治”北京国文教育界近 20年。而章太炎所创的注音字母，曾经是我们国家的统一音标，至今仍在台湾地区流传。而《章炳麟》一书中类似的身临其境般的描写很多，这显然是别的传记作品所不能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