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的课前，我在《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8日社论版文章《富翁申请保障房罚五千无疑是隔靴搔痒》这样一段，感到其论证力不足，遂将其贴到“论证辨识练习”课件中让同学在课上讨论：
相对于处罚颇严的醉酒驾驶来说，对违法申请保障房者的处罚几乎不值一提。根据最新刑法修正案，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和威胁他人生命安全的醉酒驾驶相比，违法申请保障房者是侵占别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也是在损害他人的幸福，更会造成社会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对其仅仅处以5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置而不是用法律手段来制裁，难以服众。
果然，先后发言的法学院肖鹏、高也翔等同学都认为这是一个论证力不足的类比论证。肖鹏认为：“违法申请保障房”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醉酒驾驶没法相比。不可能从后者推出前者。高也翔认为：如果作者要得出“违法申请保障房”的行为应当被判有罪的话，那么，作者应当以一个比它的危害程度较轻且被判有罪的行为来类比。还林翼认为：醉酒驾驶造成的社会危险，已有很多的社会经验，正是基于这些经验，才立法判其有罪。而“违法申请保障房”则是一种较新的行为，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对其进行刑事立法的条件不足。
这些分析很有道理。然而，课后第二天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却看到一篇评论《以诈骗罪打击骗购保障房，关键在于执行》中提到，已经市政府五届二十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修正草案)》，“大大提高了对申请保障房过程中有关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尤其是增加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违法者刑事责任的规定，严重者可以‘诈骗罪’论处。”
评论的作者是认为以诈骗罪处罚的，并做了如下的论证：
认真审视一下现行法律，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定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政府不论以哪种形式组织建设保障房，背后的委托人都是全民，而保障房之所以能够以明显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也正因为这是一种公共福利，代表着社会对低收入群体的救助。骗购者弄虚作假的行为，要么属于虚构事实，要么属于隐瞒真相，其非法占有公共福利的目的也是一目了然，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可以说，在以诈骗罪追究骗购者刑事责任的问题上，原本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也并不需要增设新的罪名。
显然，这个论证的路径和方法与上面那篇评论的论证不同。待到上周五在上研究生评论课时，我就做了一个“论证效果对比”让同学们回答如下的问题：
（一）这一个论证属于什么类型？
（二）与前一个类比论证相比，其论证力如何？
（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发言的胡丽同学认确认它为演绎推理。（在昨天的论证与辩论分析课上，法学院肖鹏也是脱口而出：“这是一个三段论。”我问：大前提是什么？他说：“就是法条”。我问小前提是什么？他说：“这种行为属于法条所指的行为。”）
对于第二个问题，尽管有同学对于骗购保障房的具体行为是否应当适用于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定义有所怀疑，但大都认为它比前一个类比论证的论证力更强。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
有一位同学回答：类比推理中的两个事物，总是会有差距，每个人对其相似性的看法都不一样，前一个类比推理两种行为之间的差距就比较明显。而演绎推理则是从一个确定的大前提出发的。在司法论证中演绎推理，大前提就是法律条文，它确定无疑，不可能受到怀疑。所以给人更为确定的感觉。
我说：没错，在法庭上，不可能对法条产生争议。你怀疑法条不对，那你找立法机关去好了。但是，是不是可以说，只要是演绎推理，其论证力就一定强于类比推理呢？
同学们对这个问题一时有些犹疑，可能疑心我的话里有陷阱。有一位同学说：太肯定了吧？
我问：你对所有“太肯定”的话都特别谨慎吗？
其实，这正是因为类比是或然性的推理，而演绎是必然性的推理。尽管演绎推理本身并不一定正确（如前提不真或违反规则），但演绎推理的确会给人一种确定性更强的感觉。
而在昨天（周日上本周二）的论证与辩论分析课上，我接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演绎推理一定强于类比推理，那么，岂不是可以让演绎推理包打天下，那么类比推理还有什么用呢？
有一位女同学张妍答道：类比推理总是能够接通人们熟悉和经验，便于理解。这一点是演绎推理无法代替的。
她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有点疑心她此时已经在谈比喻的功能了。
接下来，肖鹏是这样理解的：演绎推理需要较高的标准，如果我们无论什么都要用演绎推理的话，这个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做到完美的演绎推理的。类比推理，第一是比较直观；第二是可以从我们有限的知识往外扩展，而演绎推理则只是在已知的知识体系里面进行推导。
我觉得，他的后半部分说得非常好，非常深刻，因为他触及了论证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中的“确定性”与“生产性”的内在矛盾。类比推理，这个常常可能给人“不靠谱”印象的认识过程，具有某种“生产性”，即它能够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