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说起去北京游览的经历，说同一天的一个下午，先后去了一街之隔的雍和宫、孔庙与国子监。在雍和宫，游客摩肩擦踵，几无清静之地；相反，孔庙和国子监里却门可罗雀，只有寥寥几个游客。

　　都说当下的国人没有信仰，看了此番情景，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其实国人十分信仰佛教的结论呢？当然不能。实际上，不看现场也可以知道，雍和宫的“香客”中，真正信仰的恐寥寥无几，除了看客外，更多的是来请佛帮忙的：让我升官吧，让我发财吧，让我有资格当奴才吧······孔庙和国子监的门可罗雀，说明我们不愿意通过艰苦的奋斗过程（哪怕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去争取自己的前景；雍和宫的摩肩擦踵却告诉我们，许多人希望和佛做个交易：我给你烧香了，你给我想要的东西吧！

　　儒家的现实主义色彩加上中国家文化注重现实生活的传统，与其他区域的信仰方式不同，传入我国的许多宗教带上了诸多现实交易的成分。一些宗教的传播过程中，也学会适应信众的日常基本需求，比如追荐亡灵、求子、寄名、卜问凶吉、许愿与还愿、降妖捉怪、祈雨治病等等。张鸣先生说：“那个时候，佛教也很实际，不仅为人消灾躲难，求子求妻，还为人做道场升官发财，总之是你需要什么，人家就可以给你办什么。”二十余多年前跟随南炳文先生读明清史硕士时曾参与一个项目的研究，后来出了一本书《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在明代，佛道和秘密宗教就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民众“重视实实在在的当世利益，追求今生今世个人与家庭的安定、美满、和谐，凡是有助于保佑美满安定生活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利用。这种思想，使得中国民间对宗教的信仰是混乱不清的、多神的，凡是对保障生活幸福有用的神佛，都可以拿来供奉，这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一大特点。”所以我们看到，现实中能够拿来做交易的神袛实在不少。尤其是道教中，吸收了一大批“道教俗神”加入“组织”，如城隍、玄武真君、关公、天妃、五通神、吕祖、药王、龙王、东岳大帝、太仓神、碧霞元君、财神、灶神等等。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这种实用性和交易色彩，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违离了宗教的本来面目。一般来说，宗教的信仰更多追求精神和终极化的东西，与现实生活尤其与物质生活的界限分得较为清晰。比如，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关系知行关系的研究》第一章开宗明义提到：“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他认为，人需求安全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开始时试图同他四周决定着他的命运的各种力量进行和解”，开始的“和解”方式是祈祷、献祭、礼仪和巫祀，后来人们认为，“奉献一颗忏悔的心灵较之奉献牛羊更能取悦于神旨，虔诚与忠实的内心态度较之外表仪礼更为合适于神意。”在这样的宗教之外，还有第二条途径，就是人利用自然的力量，通过“建筑房屋、缝织衣裳、利用火烧”，“不使为害”。

　　我们的文化传统比较有本事，能够将本属来世的东西活生生地挪用到现世中来，并且将基于终极精神的信仰变成了有时候赤裸裸的现实交易。这种交易，往往使人失去了对神佛的敬畏感。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在现实中不断作恶的人却口口声声自己信佛。同时，一些所谓有“信”的人，在现实中却往往无法与人良好地合作。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现实。

　　写到这里，想起包括当年的梁启超先生在内的一些研究中西文化区别的人，居然说西方文化是物质的文化，东方文化是精神的文化。看看雍和宫里充满“求”与“报”色彩的香火，真是令人汗颜！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说到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观点：“人类社会的改良有三条道路：一是诗人或哲学家依靠个人的努力来教育自己的时代和国家，二是法律和政治制度、商业和工业、艺术和科学的优点较为稳固不变，三是对人类有益的或者在最低限度上较为必需的技术。”可以想见，目前的我们，在物质生活逐渐丰足的同时，所最需要的恰恰是诗人或哲学家的努力。一个研究哲学的朋友说，一个真正的强国绝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庞大所能造就的，文化实力的强弱才是一个国家能否屹立于世的决定力量。而哲学，又恰恰是文化之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正所谓“时代精神的精华”之所在。

　　当然，这种应该成为共识的观点，却并没有成为我们的共识，有前一段的“一万个某某也赶不上半个某某”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