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有长城，笔下有长诗
——读谭仲池长诗《东方的太阳》有感
洪烛
新世纪以来，长诗写作异军突起，为中国诗歌的继往开来赢得新的艺术增长点。在众多致力于“新长诗”建设的诗人中，谭仲池是极其执着并且展示了充沛激情的一位。尤其最近，以《东方的太阳》这一重大题材长诗，在政治抒情诗领域有大突破，使原先高居于圣坛上的政治抒情诗回到人间，并且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
新世纪的所谓“新长诗”（我姑且这么命名），是中国诗坛多元化格局结出的累累硕果，无论主流诗人还是先锋诗人，几乎各个诗歌流派都在这块其实并不算新的“新大陆”（只是新诗百年在此前一直未获得长诗方面的大成功）抢滩，其间还不乏鲁滨逊式的独立特行者。新世纪的“新长诗”不仅数量多、篇幅长、体积大、主题重，尤其值得欣喜的是在风格上也是多样化的，个性化的，几乎每一部“新长诗”背后都伫立着一位非别人所能代替的诗人，而他们也力图以呕心沥血的大作品来作为自己的“身份证”。 像谭仲池这样以长诗抒写重大题材的诗人，不仅刷新了宏大叙事的艺术内涵，而且在诗歌圈之外传达着诗歌的声音与力量，他们既为新世纪的新长诗增大了容量，又使之达成美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双赢。
谭仲池在《东方的太阳》题记里注明：“谨以此6000行的长诗献给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这个题材，乃至这个篇幅，对于任何一位诗人来说都堪称巨大的挑战。虽然九十多岁的中国新诗无论在写什么还是怎么写这两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此次仍然将面临考验。除非胸中有长城的诗人，才敢于写这样的长诗，以一已之力尝试着完成一大精神工程。它艺术上的成败甚至非个人的才情所能预兆并控制，很明显还需要借助超越个人的气魄与胆识。普通的抒情诗人对此恐怕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谭仲池却主动迎接着这高难度的写作，更难得的是他在整个过程中充满举重若轻的自信。
对谭仲池这次带有艺术冒险性的尝试，我就像对所有诗人的尝试一样，充满敬意。我也是个诗人，可谭仲池却做了我和许多诗人没敢做甚至没敢想的事情：撰写了一部题材如此重大、篇幅如此巨大的长诗。他以自己超常的勇气与膂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与剖析的样本。那里面既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历史，同时也有着作者本人非比寻常的精神世界：“太遥远太遥远的昨天，太多太多的传说，中国文明史上一座又一座的里程碑，会让我们久远的记忆变得暗淡模糊，变得飘然轻薄。然而对于一个古老的国家，一个古老的民族，伫立历史的河岸，望着黄河、长江的滚滚逝水，我相信从古到今乃至未来，它曾经的辉煌、沉浮、悲壮、雄奇，它曾经的古典、雅致、风华、文化，它曾经的磨难、担当、寻觅、探索，却永远都应是世世代代国人拂之不去的梦。”
谭仲池把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历史，放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五千年光荣与梦想的大背景下来描写的。因而为之提供了无比坚实的基座。
记得几年前，在浙江海宁徐志摩故乡举行的中国新诗九十年研讨会上，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新诗的精神是什么？每个诗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我个人的观点：正如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的《尝试集》书名所预示的，中国新诗的精神应该是尝试，它是因为尝试而诞生的，它一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尝试，它必须以更多的尝试来获得生存与发展。在不同的时代，会以探索、实验、先锋等不同概念来命名诗人们充满主观能动性的努力，但本质上仍然是尝试。有成功的尝试，也有失败的尝试。即使失败的尝试，也会给中国新诗体成长提供经验与教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平地起高楼的中国新诗都是通过无所而不在、无往而不前的尝试，使未知变成已知，使可能变成现实。直到今天，我们觉得新诗拥有无限的可能性，那是因为它仍然褒有着尝试的精神。尝试无禁区。尝试无止境。谭仲池的长诗《东方的太阳》，同样也是一种尝试，尝试着让新诗承担重大题材，尝试着让政治抒情诗在新世纪唤发新的生命力。他既是试探着新诗的承载力，也是试探着自己的创造力。中国新诗的诗体及其影响力，正是通过每个时代的诗人们的创造力尤其是创新能力，而开疆拓土的。
许多和谭仲池一样的诗人，努力为新诗在全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而进行着积极的尝试。我相信这是一种更富有挑战的探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与壮大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诗歌关注历史与现实，不仅仅是必要的尝试，甚至是其天然的使命。诗歌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诗学与社会学并不是天敌，相反，它们应该相互促进。这也正是诗歌的意义之一：关注社会，进而达到影响社会。
谭仲池这一代诗人，对于我这样的60后诗人而言，属于前辈诗人。他们的人生体验以及对社会的认识，比我辈更丰富、更全面，他们对诗歌的看法也必然有其独到之处。读长诗《东方的太阳》，我感受到谭仲池对历史与现实的激情，那是信仰带给他的力量。正如他在序诗里吟唱的：“漫长而浓重，壮阔而悲烈的跋涉呵/历史命运，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总是在风云和血火中熔炼，嬗变和激荡/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没有归途呵，只有前程/今天呵/悬在我们头顶的太阳/早已融入了远古火凤凰/盈盈的血性，熊熊的火焰……”我尊重诗人的信仰，尊重信仰带给诗人艺术上的爆发力，同样也尊重诗人尝试的精神。尝试的精神就是探索的精神啊。诗人在探索中的姿态，本身就很有魅力。
我想起另一个诗人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是屈原，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给后人留下的是探索者的形象。探索，注定将是中国诗人身上绵延不绝的遗传基因。中国诗人的集体形象就该是探索者的形象，不管是对人生的探索，还是对艺术的探索，都会令人肃然起敬。谭仲池是湖南浏阳人，曾任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长沙市市长，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谭仲池是在楚地成长起来的诗人，可以想见屈原对他的影响。他写《东方的太阳》并不只把它当作一部颂诗、一部概念化的政治抒情诗来完成，更是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探索，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进行思考。在谭仲池笔下，探索的过程本身就充满诗意：
“大海懂得了壮阔与奔腾
从屈原开始，诗人中的探索者就该是思想者。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屈原的《离骚》与《天问》所遗传的。
谭仲池面对宏大的历史之时，脑海里肯定浮现出屈原的影子。他也希望继承屈原身上九死而不悔的探索精神。在《东方的太阳》第一章《东方之梦》里，特意勾勒了屈原的肖像：
……屈原捧着用血泪写的《离骚》
走在楚国大地的迷茫和霜雪里
站在汨罗江边放声呐喊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他要告诉世人和后人什么
他自己曾问天，问地，问日月星辰
然后他抱着汨罗江铸造了一个民族的国魂
从此人们用鸭蛋 棕子 还有龙船
去朗读国魂的精义，吊念诗人的衷肠
把世世代代的向往和耕耘 辛劳 智慧 忠勇和坦荡
凝聚成华夏民族的脊梁，让无数志士仁人
扬起头颅挺起胸膛去面对邪恶 黑暗 深渊
抛却自己的昆仑肝胆 丹心碧血和壮怀激烈
屈原的诗魂之所以万古长青，因为它实质上已构成了国魂、民族魂。那是对国家命运和国民幸福所作的不懈探索。令谭仲池热血沸腾、纵情歌唱的信仰，与屈原的信仰息息相通。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在天地间探索人类福址的精神。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虚弱的，哪怕它拥有再多的物质财富。同样，一个没有理想的诗人也是没有激情的，又哪来的创造力！诗歌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是对真、善、美的呼唤。屈原如果没有信仰，他就不是屈原了。他就不会有感召后人的力量。
谭仲池的《东方的太阳》，是信仰之歌。是一位21世纪的诗人，对信仰的思索。难怪他要在开篇之初写到屈原，写到诗魂所铸造的国魂。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和长江、黄河并驾齐驱的，还有一条汨罗江。那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大精神渊源。中国历史，中国的文学史、文化史、文明史，都绕不过汨罗江。如果谈论中华民族的信仰，就必须上溯到汨罗江。如果追忆中华民族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就必须重温屈原，重温屈原的信仰与影响。
谭仲池《东方的太阳》里许多章节，都写到作为伟大思想家、政治家、诗人的毛泽东。屈原问天，毛泽东问苍茫大地。据我所知，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对屈原的作品百读不厌，屈原的政治思想，人格情操，文学精神都对毛泽东产生过深刻影响。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话时，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他还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还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他还多次向访华的外国元首推崇、介绍屈原。譬如1954年10月26日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1972年9月27日，他又把屈原的《楚辞》作为代表中华民族“国粹”的礼品，赠送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毛泽东以自己是屈原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为自豪。
作为楚人屈原的后裔，作为诗人屈原的后裔，谭仲池创作了6000行的长诗《东方的太阳》，也是一种向屈原致敬的方式。他胸中不仅有长城，还有汨罗江。
中国诗人都有屈原情结。屈原本人也有解不开的情结，那就是爱国情结，忧国忧民的情结：“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为后世的中国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提供了精神座标。谭仲池笔下“东方的太阳”，正是参照着这一座标而升起的，渴望“创造和支配人类新的时空。”谭仲池既是在歌唱太阳，也是在歌唱自己的理想：
“如果真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