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秋之交，我收到了天津大学的入学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学校的简介：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开端。天津大学是中共中央首批确定的16所国家重点大学之一……
当时，我的心情无比的激动，为自己能跻身于渤海边的这所百年名校就学而深感荣幸。
踏入天津大学校园后，我深为这所大学的美丽而震撼。水，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性灵。这里的湖水之多，至少是北方高校之最。开学时是初秋时节，湖中油油的水草，摇曳着秋光，令人心旷神怡。
天大有四个湖，分别名曰：“敬业”、“青年”、“友谊”、“爱晚”。除了“爱晚”尚有古韵遗风，其他三湖的名字都给人一种质朴向上之感。虽然青年湖面积最大，但我一直认为敬业湖才是天大的四湖之首。薪火相传的天大精神，从来都无关风月，就如同“敬业”两个字，质朴而深沉。潋滟的湖光，映照着湖畔诸多的苦读身影，清风徐来，伴随着书声琅琅。敬业湖被天大图书馆和北洋广场，及各专业教学楼包围，路过敬业湖的人都在匆匆的赶去实验室，或去教室，或去查阅书籍资料，仿佛无心于敬业湖的景色。其实正是这些醉心于学问的人，浸润了敬业湖的风骨，蕴涵了天大孜孜不倦之精神。
白天的课余时间，我喜欢在湖畔读书。湖水清且涟漪，致我学海无央。常常想，老校友徐志摩（曾是北洋大学法科生）笔下《再别康桥》中的康河，也该和眼前的湖景一样迷人吧。当晚霞在西天燃尽、夜幕降临后，我就恋恋不舍地离开湖边，背上书包进入图书馆的阅览室读书了。四年的大学生活，都是这么过来的。那年月，读了多少书啊，至今为当年没有虚度光阴而欣慰和自豪。
在湖边，我的读书生涯分为两大底色，一是苦读，这个是主色调。二是乐读，这个是调剂性的。所谓乐读，就是快乐地读书，一书在手，联想翩翩，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有时端坐于湖边的长椅上，将书展放于膝上，风吹哪一页，就看哪一页，不亦快哉！人生如斯，夫复何求？
当时我们系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大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教授。
古汉语老师是施向东教授，他在古汉语尤其是音韵学方面造诣很深，其著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与唐初中原方音》曾获得首届王力语言学奖。施向东教授授课时一丝不苟之严谨，对我影响很深。
古代文学老师是罗德荣教授，他专注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兼任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中国水浒学会理事、天津市红楼梦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等学术职务，发表论文、论著约140万字。罗德荣教授讲课从不说教，喜欢结合现实语境阐述古典作品。记得当时他给我们讲晚唐诗人许浑的《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首诗时，说他大学刚毕业时曾遭遇人生之不幸，被下放到一所很偏僻的农村中学去教书，人生况味无以名状，常有“满天风雨下西楼”之感。一下子就让我们加深了对这首诗的理解。现在我没遇到人生不如意之事，头脑中就会冒出罗老师讲的这首诗来。
美学老师是潘克明教授，他是国内曹禺戏剧研究的权威人士之一，曾出版专著《曹禺研究五十年》等。潘克明教授讲课风趣幽默，课堂上常常引发爆笑，使我们在愉悦中不知不觉地就掌握了很多知识。
给我们影响颇深的老师还有几位，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教育家梅贻琦曾说：大学之大，并非有大楼也，乃有大师也。能在这些卓有建树的老师的门下得以求学，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就在大一的那一年，也就是我18岁的那年冬天，我突然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
一个风雪后的清晨，我站在学校的青年湖边，迎着凛冽的寒风，对几个同学说：“我要去看看香山。”
同学们都极力反对。说要去也应在深秋去啊，那时香山的景色最美。
为什么非要选择在深秋？为什么不能选择在冬季？我执意要去看看冬日的香山，看看风雪中的枫树试怎样的一种风采。或许这是一种更美的风景，它能让人体味无穷的真实……
就这样，我带了一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个人去了香山。站在冷风呼啸、残叶飘零的山坳里，我突然意识到，人生百味，皆须我们去品尝。任何悔恨和失落，最终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消融在你的生命里，就像那残落得树叶终将融进大地，变成养料，滋润着每一棵成长的大树一样。
此时，我又仔细地翻看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深为主人公的精神所感动。它告诉了我，失败与成功并无界限，生命的意义在于无止境的奋斗之中。
那年冬天，学校广播里老在播放着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是谁在车上忧郁地低声唱，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我很喜欢听这首歌，常常为马车夫苦中作乐的精神所感动。确实，一年四季，谁能总生活在多姿多彩、果实累累的秋季？既然无法避免，那就让我们去勇敢地迎接风雪，在飕飕冬风中去塑一桢冷冷的风景。
正是从那时起，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观初步确立：向着目标，风雨兼程。无论有多少风雨，在风雨中高举自己的旗！
而今我已年届不惑，但于母校天大形成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始终在指导着我，母校的光辉也始终温暖着我，照亮了我的前程，使我有了顽强的意志与磐石般坚韧的毅力，能够从容克服这个困难，一直行走在柳暗花明的岁月长堤，无限美好的人生正向我展开……
在我毕业告别天大校园整整十八年后的2010年7月，我17岁的儿子又考入了天大。一晃十八年，父子成校友！而且，我当年所读的人文系，正是儿子现在上的文法学院的前身。
儿子的专业是法学，天大法学的历史可上溯到前身北洋大学的法科。北洋法科是北洋大学1895年初创时期即设立的4个专业之一，有“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法律教育机构之称”。1903年北洋大学堂法科课程中设置“法律学原理”一课，被视为中国现代抽象法学理论专业教学和研究的开端。北洋法科培养出的杰出校友不胜枚举：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著名法学家、大教育家赵天麟；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第一个担任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的中国人、曾任民国总理的王宠惠；著名诗人徐志摩；中国的比较法学科创始人、著名法学家吴经熊；曾任民国外交部常务次长、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国际法学会副会长的徐谟……在如此深厚历史积淀的专业进行深造，我为儿子自豪与骄傲。
父子变成了学兄学弟，是人生一大幸事。母校天大是我的精神家园，它赋予了我太多的东西。想必儿子在这里学习，收获一定不会比我当年少的，曾记得，当年我每晚上自习都要早点去教室或阅览室，否则就很难占到座位，儿子电话中告我现在更是如此。岁月流逝，沧桑不改天大人的好学情怀。
天大学风之好，在全国高校中很很名。这也是我坚持让儿子报考我的母校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儿子的学习很有积极性，对这个专业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他已经开始着手写一部关于法学普及性的书籍，已经写好了几万字，计划大二时就要出版。他还参加了好几个社团，在校内十分活跃。在儿子的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江山代有人才出，江花江草处处鲜。但愿儿子在我们共同的母校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愿他将来能超过他的老爸，呵呵。（刘继兴）
-------此文同时刊于《求学》杂志2011年第四期的文科版与理科版
我与儿子在天大留影。儿子1米83的个头很让我自豪。
我与同学们于天大毕业时留影，左三是我。
我与孩子他妈大学时代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