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网》2011年4月6日首发
王金岭（《中国智库网》总编辑）：毕教授，您好！ 2007年9月份，您在香港出版了《用信息颠覆世界》一书。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您提出“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是一门攻防兼备的谋略艺术”。您一直倡导直面现实、注重实战。请问：这与您的专业有关吗？
毕研韬（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院长好！很高兴再次与您交流。是的，这和我的专业修养关系密切。我认为，能否有效指导人类的传播实践是衡量传播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尺。传播学不是难民收容所。
王金岭：“难民收容所”可以说得详细些吗？
毕研韬：这涉及到传播学的界定问题。我欣赏“大传播”理念，但反对无节制地扩展传播学疆界。当然，从新的视角拓展传播学研究另当别论。
王金岭：您上次还提到，“在当今世界，随着信息量的增加，质疑、误会与冲突也随之增加，国际间的传播活动并没有有效促进理解与合作。”那么，导致“incommunication”（无法传播）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毕研韬：因素很多，最关键的是，国家对信息领域的控制力度提升了。在当今世界，外交、信息、国防和经济被视为国家实力的四大要素。不幸的是，这会大大伤害社会信息系统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导致进一步的质疑、误解和对抗。
王金岭：国际传播是您的主要研究兴趣之一。为此，您曾两次留学欧洲，对欧洲有自己独到而深入的观察。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毕研韬：坦率地讲，我不媚外，也不排外；不盲目自信，也不妄自菲薄。我知道，西方社会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西方社会并不像国内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圆满。走出国门之后，我慢慢意识到，中国也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糟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劣之处。通过亲身观察和比较之后，我对自己的这一判断深信不疑。
中国正在发展，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中国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世界，触及某些国家的既得利益。所以，中国的发展绝不会一帆风顺。我基本认同“超限战”理念。国际博弈必将超越传统界限。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当然，沟通、说服仍是拓展国家利益的首选策略。所以，争夺“制脑权”的战争将日趋激烈。
王金岭：长期以来，您一直在向国内介绍西方的战略思想。您是最早将“smart power”介绍到国内来的专家之一，也是较早地系统研究“战略传播”的中国学者之一。但我也注意到，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研究团队对您很重要。不知您在这方面有何计划？
毕研韬：我当初把“smart power”翻译成“聪明实力”，但后来国内将其译成“巧实力”。这比我的翻译高明多了，所以现在我也使用“巧实力”这一通行术语。
我目前专注于“战略传播”研究。为了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我已倡议成立了“国际战略传播学会”(World Society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学会会刊也将于近期面世。“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深知，要有所建树，就得有一流的团队。眼下我正在全力布建自己的团队和网络。
王金岭：据介绍，您曾在2004年向中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应对南海问题。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毕研韬：是的。当时我向中央建议借鉴美国“East-West Center”模式，在海南大学设立一个集科研、教育、新闻、公关、咨询于一体的新型机构。按我的构想，这是一个跨部门、多功能的task force（特别工作机构）。我收到了有关部门的书面答复，但后来我的建议未被采纳。
王金岭：从2008年起，您多次说过，中国是以国家之力对抗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在这方面，现在中国政府调整策略了吗？
毕研韬：中国对信息时代国际博弈的认识正逐步深化。但必须指出，我们的认识和探索远远滞后于现实需要。必须牢记，在传播作业中，技术正确和政治正确同样重要。“公共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的有益补充，但“公共外交”也有很多局限。
王金岭：您还多次深入藏区考察。您曾在2006年致函西藏自治区政府，表达对“西藏问题”的关切。您也曾对流亡藏人的一位领导者进行了专访，这篇专访现在已有了中文版、英文版和藏文版，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请问：您关注“西藏问题”的动机何在？
毕研韬：最初我只是从专业角度进行研究，但后来发现，“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过程很复杂，很值得进一步探究。我接触形形色色的“涉藏人士”，多次深入藏区调查，都是为了理解“西藏问题”的实质，寻求解决之道。
王金岭：关于国际议题、公民社会、西藏问题、国家形象，您都发表过不少振聋发聩的独立见解。个别观点曾受到质疑，有些话题已接近“红线”。我还注意到，您曾入选“2009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您是否考虑过专业风险？
毕研韬：主观上，我的研究不针对任何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人。这一点，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也写进了《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章程》。但作为知识分子，我有责任向公众展示“真实的世界”、主动担负起监督环境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