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瑜先生的学品和人品
（ 2011-04-08，在“李世瑜先生逝世百日纪念会”上的发言）
谭汝为
尊敬的王辉先生，
尊敬的万新平先生，
主持人，各位专家学者：
在“李世瑜先生逝世百日纪念会”上，我就世瑜老的学术研究及人格魅力谈自己的体会。从1940年开始，李世瑜先生以田野调查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为开端而走向学术殿堂，其学术生涯长达70年。其学术研究时间之长，研究条件之艰难，研究成果之丰厚——在天津乃至海内外学界，都是极为罕见的。究其成功的原因，除先生天资聪颖，勤奋治学之外，更得益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治学路径。李世瑜先生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研究范围广博。李老堪称“学术杂家”。其学术研究旁及人类学范围内所属相关的多种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社会学、戏曲学、版本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另外，在民间文学、民间信仰、地方史、文物、地名、昆曲、曲艺、相声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而饶有成果的探讨。
（二）研究成果厚重。李老著有《现在华北秘密宗教》《宝卷宗录》《天津的方言俚语》《社会历史学文集》等专著，发表研究论文近百篇。“落笔多创意，有文辄拓荒”，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研究经历奇特。李世瑜先生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始终是在“八小时之外”进行的。如此艰难的研究条件，却取得令人瞩目的科研硕果——这在天津乃至海内外学界，可谓凤毛麟角。而这种独特的人生际遇和学术经历，可谓“传奇教授”。
（四）研究方法创新。李世瑜先生学人类学出身，人类学属于综合性学科，其学科性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冶于一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擅长“打通”的综合性、求真务实的实证性、重视强调方法论和求真务实不盲从。
1. 擅长“打通”的综合性——李老在以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为主的基础上，把西方学界的社会学、考古学、方言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与历史学交叉起来，综合运用。
2. 求真务实的实证性——李老在注重历史文本（典籍、档案、文献）的同时，更重视田野调查、社会考察和民间采风，强调以实地调查为主，从而获取丰富、鲜活、典型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立论的依据。
3. 重视强调方法论——李老十分重视方法论，他的《社会历史学文集》，列为第一栏目的，就是阐述方法论的7篇重头论文。李老撰写的文史资料强调“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他主张研究者要走出书斋，走近“下层社会”，对于散落民间的资料、记忆，要善于挖掘、寻找、访问，就是善于“挖宝”。
4. 求真务实不盲从——1945到1948年，在北京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读书时，从语言学家、比国神父贺登崧教授开展研究工作。李世瑜先后两次随贺登崧教授赴万全、宣化开展方言田野调查。经过反复思考，李世瑜认为：贺登崧教授那套办法是外国人研究另一国方言的办法，但中国人在研究本国方言时用不上。为此，师生二人常争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分道扬镳，各行各是。
李老探求真理重实践，独立思考不盲从，敢为人先求开拓——这种求真务实精神，难能可贵！李老在长篇论文《社会历史学之理论与实践讲稿》结尾指出：“社会历史学这套方法论是不胫而走、势在必行的，许多人已经在走着，行着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这样做，诚如斯，‘史学危急’于我何有哉！”这段语重心长的切身体会，值得天津学者深思而慎行。
李世瑜先生是我素所钦仰的师辈，是待人真诚、奖掖后进的一位慈祥的老人。多年交往，我们爷俩儿成为忘年交。多年前，我与李老，及民俗学家张仲等老先生一起，多次参与天津市地名管理办公室召集的天津地名命名审议工作。李世瑜老先生对天津地名如数家珍，对天津各地方言惟妙惟肖的模仿，洋溢着睿智幽默的谈吐，高尚纯真的人格魅力。这位宽厚而慈祥的老人，给后辈学者留下深刻印象。
2004年，我在撰写《天津地名文化》书稿时，多次拜访李老。每有疑难问题向老人请教时，总能得到三言五语解惑性的指导，切中肯綮，醍醐灌顶。老先生冒着酷暑，欣然为拙著赐写序言。2005年夏天，天津电视台国际频道制作“天津建城600年”系列专题节目时，我们爷俩儿作为嘉宾密切配合，使拍摄录制顺利成功。2008年，我在撰写《这是天津话》书稿时，又多次向李老请教，得到悉心指导。李老为该书撰写序言，对我的天津方言研究方法给予充分肯定。李老将其代表作《天津的方言俚语》《社会历史学文集》等赠送给我，这种奖掖后学的隆情高谊令我感铭。
2010年上半年，我和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穆森、王振良先后三次拜访李老，商议文稿编辑和研讨会会务。每次交谈皆涉及天津方言、地名、民俗、地域文化等诸多学术问题。6月12日，李世瑜先生请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穆森先生给我送来一批资料，供研究天津地域文化和方言时参考。其中有《天津通志·民俗志》、《中国民俗大系·天津民俗》、《天津文化通览·民俗文化谭》、《天津方言语汇》、《北京土语》、《北京方言词典》、《十三辙实用词语手册》等十来本。不久后，又嘱穆森先生捎话：“带给谭汝为先生的书，不必归还了，是送给他的。我手头还有一些图书资料，都是谭先生用得着的，让他来我家选取。”当时，我深受感动，但悲愧交加！年近九旬且重病缠身的老人，在生命最后阶段，仍满怀热情地对后辈学者寄予厚望，令人钦敬，但悲从中来。李老之学术嗣响早已播誉于海外，但遗憾的是津门故里似仍乏继其衣钵者，令吾侪赧颜惭愧！但李世瑜先生金针度人，薪火相传的愿望，终应焕发卓荦光华。
2007年，李世瑜先生出版《社会历史学文集》时，学界三位老人为之撰写贺联。傅学玉撰联：“落笔多创意，有文辄拓荒。”侯振鹏先生撰联：“民间教门，独辟蹊径；社会历史，别出新裁。”任秉鉴撰联：“天津卫六百载，粮鹾懋迁，乃成都市，谁当拓荒者？端看一片方言岛；渤海湾五千年，沧桑演变，终是良田，全归造化工，赖有三条贝壳堤。”对李老学术贡献之总结，言简意赅，鞭辟入里！如何对李老的七十年学术活动进行总结呢？思忖良久，写出四句话：“龙虫并雕，雅俗共赏，追求创意，功在拓荒”——这16个字和上述联语，可视为李世瑜先生治学特点与学术贡献的定评。
我们总结李世瑜先生七十年来的学术成就，探研并总结其倡导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加以推广和弘扬，必将嘉惠学林，垂范后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