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法分子利用农民工”是阶级斗争式陈词滥调
杨于泽

　　据新华社深圳电，在舆论强烈质疑下，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9日承认“禁止农民工上访讨薪”文件“文字表述确有错误”，宣布撤回该文件，修改后重新发布。但他们解释，他们的初衷是好的，文件“主要是希望广大农民工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防止农民工被少部分不法分子利用”。
　　深圳方面知错即改，是正确的态度，但说什么“防止农民工被少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却是混淆是非的障眼法。想要广大农民工合法维权，政府自己就可以逾越权力边界，口含天宪，发份文件就把农民工维权的合法权利给“严禁”掉，这是哪门子的“法”？农民工没被不法分子利用，倒是有关部门自己先把法治给破坏掉了。
　　“防止农民工被少部分不法分子利用”，这是有些部门经常挂在嘴边的，乍听起来忧国忧民，一种对农民工、对法治、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跃然纸上。这就像严禁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同时严禁农民工上访讨薪，看起来逻辑周延，其实自相矛盾：如果欠薪真的被严禁掉了，就不可能有农民工上访讨薪；有农民工上访讨薪，则证明“严禁欠薪”是一纸虚文，虚应故事而已。同理，如果不法分子有机会“利用”被欠薪农民工，说明有关部门长期不给农民工提供救济，也就是根本没有做防止“利用”的功课。
　　少数不法分子，很难说是有组织、有网络的，他们必然缺乏信息搜集能力，哪家企业有哪些农民工被欠薪了，他们无从快速知悉。在他们知情前，政府有关部门有足够时间介入欠薪纠纷，依法采取措施，让农民工拿到他们应得的工钱。除非有关部门长时间不作为，不法分子就没有机会与被欠薪农民工接触，并把农民工变成手中工具。如果不法分子已经能够利用农民工，就说明有关部门已严重失职渎职，应受行政处分甚至法律追究的就不应当是农民，而是有关部门。
　　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表现上看政府是一个“局外人”，其实是典型的“涉案方”。在劳资这种契约关系中，政府是一个“担保人”，农民工付出劳动，政府就应当保障他得到报酬。如果发生欠薪，政府就有义务向农民工提供救济。
　　一旦农民工被欠薪，他们组织起来上访讨薪，本身是合情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上访讨薪，无非是敦促有关部门履行救济义务，是一种合法权利，地方政府无权禁止。
　　所谓“防止农民工被少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其实是一种阶级斗争式陈词滥调，拉“不法分子”当挡箭牌，来掩饰有关部门的失职渎职。防止农民工被少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让农民工劳而得酬，只要能够按时领到工资，农民工就会一心一意打工，即使存在“不法分子”，也不会对农民工产生吸引力。不法分子开始利用农民工，无非是暴露有关部门的问题：一曰失职，二曰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