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都经历过计划经济试验，相应地，市场交换伦理都曾被系统性地摧毁过一遍。因此，在转型国家，命令经济时代的服从和等级激励安排依然存在。服从和等级激励安排是匿名交换秩序的替代物。在匿名的非人格化的市场秩序中，信任是合作的基础，而在命令经济体制下，信任策略遭到围剿，坚持信任策略的人往往适存度低，于是反信任策略盛行，因为持有反信任策略的人一再体验到等级激励的丰厚回报。

      在在匿名交换秩序下，各个领域在竞争压力下演化出本行业公认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经常像价格信号一样引导着消费者、生产者、捐赠者的行动。在转型国家，尤其是转型不彻底的国家，交换的伦理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于是来自竞争压力下的那种评价体系也非常薄弱，等级激励和国家租金激励还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在竞争压力下演化出来的评价标准具有某种客观性，就像竞争条件下的价格决定才是“真实价格”，而由管制当局制定的价格不表达真实价格一样。由于交换秩序下的那种评价标准的缺位，而资源配置（包括劳动力）总需要某种评价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带着浓厚权力等级色彩的评价表。当某一评价体系的信用被赤裸裸的权力等级逻辑稀释以后，轮番在原有评级体系上不断层层加码，直到原有评价体系的信用被耗尽。在评价体系经历过一次次信用耗尽以后，一种赤裸裸的比附着权力等级体系的评价体系以一种硬约束的方式被人们所采纳。于是我看到经济、研究与教育，甚至宗教事务，各领域被权力等级评价体系和国家租金激励安排所占据。由于权力等级的评价体系完全不适合于经济绩效、研究水平、艺术高度、修炼境界……的其他领域的评价逻辑，于是“特色”概念大行其道。

      基于上述分析，在非市场部门，“特色”在转型中国的语境中，乃是评价扭曲的结果，其实是谎言、掩饰的代名词。从来不强调一般性、共同点、通行做法，而是无限制地强调差异，这时“差异”概念又被滥用了。“国情”、“本土”、“本国道路”等概念适用于以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