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语堂先生坐像前，与先生一起合个影，聊表久仰之念。

我仰慕林语堂先生，应该说是有多重原因的。我的外祖父杨联升先生上个世纪40年代曾在美国与林语堂先生有过交往，共同办过华文杂志；我久居日本，知道林语堂先生对日本有一种爱恨不解的纠结；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里面，林语堂先生可以非常意气地和鲁迅翻脸也可以释然。还有，就是林语堂先生大概是那个时代文人中较少有“艳事”的了。5月13日，我终于得以冒着涔涔春雨在福建漳州参观林语堂纪念馆。

一张已经微微发黄的老照片——
林语堂躺在床上，嘴里叼着烟斗，手里握着心爱的书——脚上仍穿着皮鞋。

徜徉在林语堂纪念馆里面，我特意翻拍了一张林语堂先生躺在床上一手持书一手拿烟斗、并且是穿着皮鞋的照片。据说，林语堂先生晚年非常惬意，因为可以随意地在床上拿着烟斗抽烟，可以穿着皮鞋上床，床的周围还有他最喜爱的书籍。我在想，他的这些“惬意”，应该来自他妻子的“容忍”。当一位妻子可以容所不能容之事的时候，她对丈夫一定是爱得深、爱得诚的。这番惬意的背后，显示着无限的大爱。

林语堂夫妇在法国坎城养心阁惬意一吻，闲适与亲密立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里面，在感情方面没有“花边新闻”的少之又少，林语堂先生大概算其中的一位了。或许，这与林夫人出身钱庄之家有关，经济毕竟是基础。看着林语堂夫妇1950年在法国坎城养心阁一张亲吻的照片，我忽然想起了那句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人老，情感不老；情感愈老，人越不老。他们能够拍出如此率性的照片，不仅可以看出林语堂先生的“任性”，还可以看出林太太身姿仪表显露出来的那种“民国的范儿”。这些，大概也会让今人产生些许感慨的。逝去的时代，逝去的风采……

日本学者锄柄治郎翻译的林语堂先生的作品《中国=文化と思想》
——这并不是林语堂先生唯一被翻译成日文的著作。

在林语堂先生作品展示柜里面，我看到了日本学者锄柄治郎翻译的林语堂先生的作品《中国=文化と思想》。其实，林语堂著作在日本被翻译出来的不止这一本。而林语堂呢，一生真的可以说是对日本爱恨不解的纠结着。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林语堂先生的“理想”——“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这，可以作为林语堂喜爱日本的例证之一。

即使是在国难当头的1935年，林语堂先生也还在这样告诫国人：“1935年，在日本和中国旅行过的人可以尽可能地在这方面做一个比较，日本人每天忙忙碌碌，总是在电车火车里，读着一份报纸，一幅固执的神情，坚定的下巴，眉梢上挂着民族灾难即将到来的阴云。坚信在下次的决战中，日本要么摧毁世界，要么被世界摧毁，并在为这一天做着准备。而中国人则穿着长袍马褂，宁静安享，心满意足，逍遥自在，无忧无虑，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从梦中唤醒。”这，依然可以作为林语堂喜爱日本的又一个例证。

但是，中国开展全面抗战以后，林语堂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1937年8月29日）一文，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同年，它的《吾国与吾民》印第13版，面对统一抗战新现实，林语堂改变以社会批判为结尾的初衷，补写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专章，把他所钟爱的民族文化精神转化成为民族抗战精神，而林语堂著名的小说《京华烟云》更可以概括成为一部“抗战作品”。

对于许多中国人这种“爱恨不解”的情结，日本人很难搞得懂，或者说干脆不愿意搞懂。对于许多“喜爱”日本的中国人在民族屈辱面前转为“憎恨”日本，日本人也是不喜欢研究的。这也因此成为中日文化以及人的交往中的一个障碍。

纪念馆门前林语堂大师的坐像背对台湾，面向大陆，
正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先生晚年思念故乡的深情。

离开林语堂纪念馆之际，福建的海峡卫视电视台对我进行采访，希望我谈谈感受。我说，看着纪念馆门前林语堂大师背对台湾、面向大陆的坐式雕像，我感觉到一种幸福，因为林语堂先生晚年思念故乡，在一篇篇文章里面倾注了对故乡浓郁的思念之情，却因为两岸民族撕裂对立而无法如愿。还好，那个时代终于过去了……

而沿着林语堂纪念馆的台阶逐阶而下时，我有一种依依难舍的心情，同时又感到不应过于沉溺如此沉重的问题。

换个话题吧，我对林语堂先生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句话：“女人是水，兑进酒中是酒，兑进醋中是醋”。当然，今天的一些女性肯定不会首肯的，因为这意味着女人的身价取决于他的男人。其实，男人会因此责任更重的。

再补充说一句，被称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在家中也常常因为能够妙语连珠而引得妻子和孩子们开怀大笑。

一个充满笑声的家庭，一定是幸福的家庭。（2011年5月13日夜写于漳州宾馆512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