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庸风暴”首发于武汉，后蔓延至全国。今后能否持续？怎么演变？是否会向纵深发展？都是值得关注和期待的。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有句名言：“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这是周期性的历史规律。着眼当下，其弊端主要有二：一曰贪；二曰庸。因此，治庸应该算是抓住了根本问题之一，但怎么治却又是个关键问题。对庸的理解，当有深浅之分。近日所见，治庸所触及的人和事，依笔者来看，还属浅层。上班迟到，不务正业之类，办事员、科长、处长之流，确有整肃纪律、端正作风之必要。然而，庸决不仅限于此。个人素质、谋政之法等等，是庸是能，常常与决策人物相关。一个贫困县，老百姓的温饱都长期得不到解决，决策者却热衷于建现代化的歌剧院，或去搞一些诸如“百里长廊”之类的形象工程，这是不是庸？对比那些以混为表现形式的庸，这样的大庸则危害更大更深。“治庸风暴”如果不是浅尝辄止，就必须要触及深处和痛处，拿一些关键部位开刀。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复杂了，因为可能涉及到关键人物，这就成了一场关系到某些决策者自身的革命。但凡关系到敏感政治痛点的问题，都会遇到强大阻力。要取得成功，需要有勇往直前的胆识，需要好好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治庸风暴”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推手是范仲淹。当时，范仲淹刚刚受到宋仁宗重用，担任参知政事一职。他改革的重点是干部制度，治庸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说来也巧，作这项决策时，恰好时任谏官的欧阳修搞了个调查报告，调查的地点就是在湖北。当时，湖北钟祥的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走路困难，连办公都得两个人扶住，其州政是可想而知。而随后接替他的刘依，也是70多岁，他甚至连当朝的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这样的官员，怎么能治好地方？

　　所以，从实际情况来看，北宋的那场政治改革确实是正当其时，非常必要。范仲淹也踌躇满志，对庸吏贪官一点也不留情面。只要调查属实，就大笔一挥，立马革除其职。时任枢密副使的富弼提醒他：“你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哭要好！”范仲淹的新政，对当时的积弊无疑起到了强大的震动作用。

　　诚然，庆历新政象历史上许多有胆识的新政一样，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对此，我们无须过多地分析其原因，因为在封建社会，实行的都是专权政治体制，所以，遭到代表少数人利益集团的抵制总是其失败的主因。但是，庆历新政的思路和举措，却是可圈可点，并值得我们借鉴的。

　　对比北宋时期，我们的社会文明了一大步。已经没有了那种要维护家族式的皇权统治之虞了。但仍然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纵观现实，我们看到，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已经不存在“荫恩”现象了，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年龄、学历也都有相关要求。但年龄、学历代表不了一个人的素质，也代表不了一个人的能力和态度。毋庸讳言，当下的官员之庸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和北宋时期钟祥的那个刘依不同的是，有些干部不会不认识比自己大的干部，而对自己分管的那些稍微繁琐一点的工作，甚至是分管的人一问三不知的却是大有人在。庸的表现形式林林总总，非笔者的这篇短文所能罗列。但其实质都可以称作不作为和乱作为。

　　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这是我们过去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虽然很难真正照着去做，但是它的确道出了执政成功的真谛。中国是一个面子观念很强的国家，这一点成为我们许多工作的拦路虎。同样，要使“治庸风暴”取得成效，还得破除面子观念，讲求认真。笔者套用范仲淹的话来说，就是：让少数人哭，就是为了让多少人不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