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戏】

 

按照司马迁所记述的时间，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年代是“定公十四年”——在没有铁证推翻诛杀的说法之前，我们不妨先设定这个说法仍然有效。

定公是指鲁定公姬宋，他是鲁国第二十五 任君主。定公十四年，是公元前496年，司马迁说“孔子年五十六”，他说的是虚岁。民间有73、84是道“坎”的说法，这两个年龄的数字，和孔子、孟子的死亡年龄有关。孔子活到72周岁，虚岁是73；孟子活了83年，虚岁是84岁。所以这时孔子“知天命”已经六年了，是“奔六”的人了，往耳顺之年去了。按说耳顺之际心也该顺，可孔子偏偏不顺，而且还上火，一气之下竟把胡说八道的少正卯给办了。

少正卯的这个“少正”是什么意思，不好说。周朝有官职就叫“少正”，一种解释为正职之副手。对于少正卯来说，大约属于当时的“以官为姓”情况，这或许能说明少正卯也是有来历的人。

少正卯本人有没有做过官也不清楚，他明确的身份是先生。和孔子一样，他是开办私学的先驱者，是最早的民间教育家。少正先生教的是哪一派的学说主张，有人倾向于法家。这么认为，主要是根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维推导的，因为曾经有个“儒法斗争”的说法；但这么认为有些冒险，因为根据他所处的年代，很可能把他推到法家开创者的位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法家是国家利益的拥护者，比较热心在君王身边搞变革，不仅不主张搞什么言论自由，还有可能焚焚书简，把思想当作“烧烤”。所以法家一说没什么依据，这条线索不足以深入本案。

听话听音，不妨反其道而行之，从孔子对学生的解释中，也就是从孔子谓之“五恶”的罪状中，可以嗅到关于少正卯老师的一些珍贵的信息。

“心达而险”，说明他知识面很广，也很聪明；

“行辟而坚”，说明他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不朝三暮四；

“言伪而辩”，说明他能言善辩，机敏过人；

“记丑而博”，说明他记忆力好，善于联系；

“顺非而泽”，说明他有语言天份，工于修辞。

如果不说政治导向错误，少正卯老师在当时至少也应该是“博导”级的教授了，但不可容忍的是，他就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出了事情，引来了杀身之祸。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从孔子上台七日就开始动手，以及言之凿凿地指控少正卯的罪状分析，孔老师盯上少正老师，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事情最初的起因，有一种说法是同行竞争惹下的祸。

两位老师各自摆场子招学生，按说井水不犯河水，可少正老师跟孔老师对着干，有记载为证，“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这个“并”字，就是唱对台戏。于是生源大战就展开了，“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三”这个数恐怕不是实指三次，算是屡有发生。为什么会虚，“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原来孔门弟子离开老师去听别人的课了。作为优秀教师的孔子受到了挑战。

也许少正老师主观上并不想和孔老师过不去，但在同城办学，客观上造成了竞争的态势；加上办私学在当时是新鲜事，估计也没有主管部门，所以就谈不上学籍管理，这样就可能让学生出现非正常流动。从“三盈三虚”看，孔门学馆也不是时时冷落。“盈”的时候，大约是少正老师没上课；而一旦少正老师开讲，估计孔子门下就开始“虚”了。

从孔子门下“三盈三虚”，不少人认为少正卯老师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知识广博，这样的判断大致没什么错；如果继而再认为，孔老师讲课一定不如少正老师，这个结论恐怕也有些草率。

那么，孔门弟子为何纷纷要去旁听少正老师的课呢？

或许由于“喜新厌旧”，听孔老师的课听多了，想换个口味？生活中如此理由很流行，但是，心理学是还有一条与此对立的现象叫做“多看效应”。意思是见面的次数越多，互相喜欢的程度越大，当然前提是第一印象很重要；孔老师对学生循循善诱，估计在发挥这个效应上没什么问题。

孔子当老师，出道很早，名气也大。第一次招生，是在而立之年以后，其中包括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以及后来的得意弟子子路。在孔子34岁那年，鲁国的权臣、政坛第三号人物孟僖子，在弥留之际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讲述孔子光荣的家世，讲述孔子年轻有为、通达明礼又学问渊博，讲述自己不知礼而得到的深刻教训，最终告诫儿子进孔子门，听老师话，跟圣人走。这个故事很有代表性，足以证明孔子一出道就身手不凡。加上后来教学相长，孔子在鲁国甚至东周列国，一定是一位响当当的教育家，行业精英。

而这一次客观上的“擂台赛”，孔子似乎在少正卯面前栽了个大跟头。

孔门“三虚”，对一个老师来说，会是一种怎样凄凉的情景，尤其是在“三盈”的热闹之后。一前一后的反差，眼看着门下虚空，老师的心里应更虚。以教育闻名的孔子，在专业搞不过对手，再宽宏大量的人，估计面子都也些过不去。

因此有人惴度，孔子决定诛杀的原因，是因为少正卯的讲学已经使孔丘大失颜面，这般推论也太小瞧圣人了；那么，直接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酝酿效应】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课程安排的问题。

虽然我们拿不到两位老师的课程表，但孔老师的教学大体围绕《诗》、《书》、《礼》、《乐》进行，有可能后来还增设了《易》、《春秋》，这是必修课；还会结合现实讲述理想与人生，即进行世界观和伦理观的教育。少正卯教什么，没有具体线索，但从孔子和学生的反应看，大约会是一些唱反调的论调——对此，孔子很焦虑。

学生反馈来的信息，也验证了孔子的担忧。因为几次课听下来，“门人皆惑”，大家都糊涂了，“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正邪不分了，这还了得？！

“非礼勿听，非礼勿视”，孔老师这样教导学生，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原则，他也会这样要求自己。所以孔子一般不会亲自出马，去少正卯的学馆，去打探对手到底在讲什么。不去听，不等于不了解，他可以接受举报，也可以找学生调查。孔子应当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认定少正卯大讲歪理邪说，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

没有资料证实，两处学馆何时有了裂隙，这段时间持续多长时间。基本可以判定的时间，此事发于孔子仕鲁之前。

作为儒生的孔丘，有过两次入仕的经历。第一次是在而立之年以前，那时是做小角色，类似仓库保管员、牛羊饲养主管之类的差事；第二次则是在知天命之年，也就是在51岁左右，他突然官运亨通，从地方干部一直做到鲁国的司寇，乃至“为鲁摄相”。在这次仕鲁之前，从30来岁到50岁，构成了孔子第一阶段的教育生涯；孔子和少正卯的对峙，就会在这一人生段落，更准确的时间段，是在公元前508年到公元前501年之间。

按公元前501年也就是孔子51岁的末端时间算起，到孔子56岁（更有可能是在54岁）的诛杀行动，中间也有几年的时间，这还是最保守的计算。如此说来，孔子从警觉到动手，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至少4年（以孔子54岁算），甚至长达十来年。

而充足的时间，极易形成了一个人心理上的“酝酿效应”——亦即，一个人可能会面对一个难题束手无策，不知从何入手，也不知该如何解决，斯时斯地，他的思维就会进入了一个苦闷而紧张的“酝酿阶段”；而这个阶段越长，心结就越重，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就越是迫切。直到某日，随着环境和状态的突然变化，他要面对新的事情，而把过去考虑的问题弃之一旁时，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却突然闪现，在发出一声惊叹的同时，“酝酿效应”骤然开花结果。

 

对照本案，骤然开花结果的是一个字——诛！

做官前的孔子有可能想到这个方案，但因为无法实施，很可能就会让此想法划过大脑之后，迅速地归于黑暗之中。是什么重新点亮了这个想法？一种可能是“为鲁摄相”带来的兴奋，属于新官寻找“三把火”；更多的可能是来自外部的刺激，也就是不知好歹的少正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招生和开课行动。

敌情就是命令。

孔子动手了。在升迁的第七天，也不知道是他的第几个工作日，他快刀斩乱麻，完成了一个案件的执行全过程。这种异乎寻常的超常规速度，也算是“酝酿效应”的结果。因为“久旱逢甘雨”的对策，极易让当事人对骤然闪现的思想灵光而执迷，从而可能让他失去常态的状态，进入“非常态”的黑洞；就像特定的时刻与特殊的情境，会让一个人暂时“失去”自己一样。

人生无常，也许圣人也不例外。

在孔子苦闷的酝酿期里，有一幕场景一定会让孔子难以忘怀。那时，弟子纷纷离去，去听少正卯讲学，只有一名学生没有离开，默默地陪伴着自己万分崇敬的老师。他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不错，他就是颜回。

颜回字子渊，所以也被叫做颜渊，他远不是孔子第一批弟子，但他的家庭为孔门贡献了两代学生。他的父亲颜路，在孔子招收第一批学生时，投入其门下。自己学了，又把孩子交给老师，可见颜路对老师的信赖。在父亲的安排下，整整小孔子30岁的颜回，13岁那年（公元前508年），进入了孔子的视野，成为夫子的一名小学生。

性格内向、才智不大外露的颜回，什么时候引起老师注意的，不得而知。孔子对这位年少的学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从“不愚”到“贤”，他的评价逐渐升级。

而颜回则不然，从一开始对孔子就是高山仰止，崇敬有加。以至于，在同门学兄都去给少正卯捧场，造成孔门“三虚”之时，唯有他一人“独知孔子圣也”，未离老师半步。

此时颜回的年纪在13到20岁之间，而比他大30岁的孔子正值不惑与知天命之年间。一老一少，一夫子一弟子，四目相对默默相对，受挫的孔子如何直面颜回纯洁、信任的目光？

又如何向一个心无杂念的未成年人，解释眼前的一切？弟子越是信任，越是不需要老师解释；而老师越是觉得难以启齿，就越发会在内心承受无以言说的煎熬。此情此景，在遥远的那个骤然开花结果的时刻，亦即“酝酿效应”爆发的瞬间，是否触动了孔子记忆的神经，坚定了他对“诛”的决心，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