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中央真的有意减少通货膨胀，可以限制大型项目上马，利用外汇储备进口更多物资，增加供应量而平衡供需关系。自然物价就会下降。”

        中国政府决策层明确把控制通胀作为今年宏观经济管理的首要任务。对于中国的通胀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日前撰文指出，这些年来，中国经济体内广义货币快速增加，主要是由于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等资本资产头寸增加所衍生出来的作为企业和家庭个人存款的遽增而产生的。价值中国网蔡律在微博中也指出，“如果中央真的有意减少通货膨胀，可以限制大型项目上马，利用外汇储备进口更多物资，增加供应量而平衡供需关系。自然物价就会下降。”从最近炒的极热的“电荒”来看，我们的投资冲动仍在加剧，否则，“电荒”不可能这么早的到来！

　　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韦森也撰文指出，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迅速扩张，基础货币增加了5.6万亿，M2存量则净增了25.06万亿，导致2010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广义货币之所以迅速扩张，主要原因是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促动下商业银行信贷急遽膨胀的直接结果，而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只是次要原因。由于过去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为各级地方政府铁（路）、公（路）、基（建）投资所推动的，因而20多万亿的银行信贷也大部分流向了国有部门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这个研究视角，我们发现，2010年以来的中国通货膨胀问题，决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宏观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而在根本上是一个政府体制和基本制度安排问题。

　　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这次通货膨胀，既非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说的那种成本推动型的，也非需求拉动型的，而是政府推动的投资扩张所引致的“信贷膨胀溢出型的通货膨胀”。从这一研究视角也可以预见到，控制不了各级政府的基建和其他项目投资的冲动，就很难控制银行信贷。即使未来央行通过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和加息来部分控制贷款规模，各级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在政府发动的基建扩张的宏观政策推动下仍可以通过发城投债等其他渠道进行投资项目融资，广义货币存量继续膨胀就或将是不可控的。如果广义货币存量继续攀高，中国未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只会继续增强，而不会减弱。

　　粗略估算可知，2009年，20多万亿商业银行贷款的80%以上，流向了国有部门以及各级政府所发动的投资项目(包括与各级政府有关的地方融资平台)。如果在上一轮大规模基建投资还没完成且许多项目仍需投入大量资金的情况下，决策层又要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政府投资扩张计划，如建数千万套保障房，照“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那样在未来5年投资十几万亿来发展7个战略产业，还有按照今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的规划再来一个10年“4万亿”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财政体制中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要控制银行贷款和通货膨胀，可能根本做不到。因而，一个明显且简单的道理是：控制不了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基建投资的冲动，就不可能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地方政府债券融资，从而“通货膨胀”在未来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现在，全国上下都很关心抑制通货膨胀问题，政府也在大力遏制通胀问题，但效果并不明显，而且不仅通胀没有遏制住，反而有可能严重损伤经济发展。今年以来，货币市场流动性紧张效应显著，沪深股市大幅告跌。受连续紧缩以及银行资金成本提高影响，中小企业普遍感受到资金链偏紧，金融机构亦头寸偏紧。中国经济确实面临通胀的风险，但不能为了遏制通胀全面收紧资金，资金收紧首当其冲的是中小企业，其解决了大部分的就业问题，央行过度的货币紧缩政策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下行风险大于目前通胀上涨的风险。

　　投资增长过快，不仅使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低水平重复建设继续发展，加剧市场的低层次竞争，也造成了建设资金和能源资源的大量浪费，并拉动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进而转到到大宗商品上来，通胀岂能降下来！投资过度问题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尤其是大量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不规范，使得地方政府的债务不断扩张，带来了巨大的发展风险。

　　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结构失衡，投资过多，消费较少，造成收入差距日渐悬殊。当前中国经济的重心仍为调结构、转方式，坚定不移地、切切实实地调结构和转方式。现在政府应该做的是继续管理好通胀预期、保持物价稳定，促使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抑制过大的投资冲动。

　　韦森：政府投资扩张导致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