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的科技园区中，中关村和硅谷最为相似。”长期关注并为国内科技园区提供咨询服务的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总经理武文生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称。在他看来，中关村和硅谷在两方面比较相似：一是内生性比较强，二是创业非常活跃。目前国内的科技园区有两种模式，一是以中关村为代表的高新区模式，二是开发区模式，以招商引资为主，典型的有昆山和东莞。而在中关村，由于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研究人员自己出来办企业，同时还有这些高校和院所下面的衍生企业，因而其内生性比较强。

     而在创业方面，中关村可谓生生不息，从早期的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出来创业到目前诸多海外留学生归国创业，每年都有3000－4000家企业诞生，同时又有1000－2000家企业消亡。“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活跃的创业活动，硅谷和中关村不断有新的产业诞生。”武文生强调，“在硅谷，最早诞生的新兴产业是半导体，之后是电脑和互联网，目前最新的则是生物产业和清洁技术。在美国有个说法，电动汽车最好的技术不是在底特律而是在硅谷；中关村也是这样，从原来的IT到现在活跃的生物产业、绿色能源和清洁技术，不断有新兴的产业产生。”

     不过，在武文生看来，和硅谷相比，中关村依然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首先，在市场化方面，中关村的制度创新上还不够，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而硅谷的环境和制度则非常有利于创新和创业。如硅谷有从创业者到企业家再到天使投资人的良性循环机制，其创业成功者做天使投资人是普遍现象，但在中关村，这还只是有限的个别现象。

     其次，中关村真正有远大梦想的创业团队相对较少，而硅谷不仅是常有企业诞生，重要的是很多企业往往有着伟大的梦想，有改变世界或人类生活方式的伟大抱负。

     而在长城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看来，“所有制之结”是中关村实行自主创新并真正成为示范的核心环节和最大难点。他认为，尽管从决策机制来讲，具有国有股权色彩的联想、方正也是民营企业，但其“红帽子”对企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保护作用，这值得深思。

     目前，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有成为新的“象牙塔”的趋势，很多科技人员已经不屑于下海创业。

     王德禄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和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分不开。本来国有资产管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但现在这种国有资产管理的思路却延伸到大学和科研院所，延伸到科研经费，这一步步困住了科研人员的手脚，可能成为中关村发展的最大隐患，也是中国经济能否在新经济中长袖善舞的最大隐患。

     在王德禄看来，在中关村探索自主创新之路和发展原创型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机制体制创新的核心应该放在大学、科研院所国有资产管理机制的改革上，应该让大学和科研院所有更大的自主权，让更多的科研人员持续不断地下海创业，使中关村变成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园区。只有这样，中关村的自主创新之路才能走通，才能诞生出原创型新兴产业和改变世界的大企业。

     在中央批复的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文件中，股权激励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很多人认为中关村的制度创新会因此走在前面，但王德禄却不这么看。他表示，股权激励是创业者鼓励研发人员投入的一种激励方式，本来是创业者对公司参与者的激励，但在中关村却变成了政府对创业者的激励，是典型的政府对创业者的恩惠，与新经济要求的“创业者有其股”，而且离“创业者控其股”还有很大的差距。

——本文为记者采访文章，已发表于2010年12月15日《证券时报》“崛起之路”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