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真热，一点钟的时候我还穿着跨栏背心儿躺在凉席上看书。翘着二郎腿，昏昏欲睡。已经约了小庄、小任出去拍东西，可是真累，我想到还要起床、还要刷牙洗脸、还要穿衣服、还要这个还要那个，差点儿骂人。但是很快我也翻身下地了。

 

我几年前做出版的时候无意想到“二”这个概念就当成签名挂在qq上，后来我辞掉工作、银行卡里也还有钱，就开始满处喝酒。有一天一个朋友跟我说还是做“二”吧！我说行啊。后来是约稿催稿交稿，催稿是最难的。都是朋友给写的，催命鬼这个角色叫我做真不愿意。而且很多稿子都很勉强，我在最开始就太随意了，现在只能自食其果，这没什么可抱怨的。后来又做了棉棉的访谈，她不是二，而是我觉得她的角色在体制内外两个端点都非常尴尬。书里还要用些图片，谈过几个画画的，最终都在价格面前分崩离析。后来想干脆自己去照算了。只是这么一想，又都是很久之前的事儿了。

 

因为后来我又重新开始了工作，工作是最重要的，否则我无法拿别人那么多钱。“二”就放下了。有时吃饭别人会问你那书怎么样了，我就哦一声，这件事情完全是凭兴趣，可是兴趣有时也会忽略，三下没搞定的工作我都自动屏蔽，也许早晚有一天我会栽在这种习惯上面。很期待啊。。。

 

前两天我又在饭局上哦了一声，于是我决心周末去把照片拍出来，约了小庄和小任。我让他们买了二道杠。南锣那种逼地儿就有。本来想去学校里拍、用大头针别再校服上，松松垮垮、不上不下，特别中国。可是自从出现了抹脖子的事儿，学校就都不让我们进去了，反正我们长得也不像什么好人。

 

后来就说大裤衩见吧。我们仨的直线距离到那都差不多，大裤衩旁边有片工地，其实有很多片工地，那就工地吧。

 

正在支三脚架的时候，过来一个推着土车的，我永远看不出别人的年龄，三四五六十岁吧。三四五六十岁一点儿没忌惮我们，说你们拍吧。可是我们一直在支三脚架于是他有点儿不耐烦了就开始抽烟，我想跟他说话可真没什么可说的。

 

这片工地里，有栋烂尾楼，三四五六十岁说他和很多工友住那。我有点儿不敢相信，楼的一半已经没了，钢筋水泥裸露在外面，我无法想象它还有使用功能。

 

后来照了几张，三四五六十岁拉着一车水泥走了，出来的几张都有点儿逆光。但是也无法弥补了。

 

后来我们仨爬进烂尾楼，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我都不敢进，楼里空旷旷的。有人在睡觉，只铺了床垫，四面透风，地上有无数的空瓶子，可乐或者燕京。没睡觉的人在玩儿手机。。。很多屋子都挂着布帘，帘上写着——有人住。有些甚至打了惊叹号。四处都是苍蝇，我无法选择不用袖子捂住鼻子往前走。这不太好。小庄说，上海也是这样，在两座高楼之间就是棚户区。

 

后来从烂尾楼里爬出来，我们去了旁边的一片工地。有个人站在脚手架上，看我们拿着相机，装的挺像，说是记者啊。我们说做杂志书，他不知道什么是杂志书，就问我有证件吗，我说有个名片，可我真不愿意拿出那个逼玩意儿。我说能给您照相吗，他就把脸藏墙里去了。如果在农村，他肯定都当爷爷了，真害羞哟。于是我只能说那我不照了，他就重新把脸转过来，说你们记者怎么不呼吁提高农民工待遇啊！我们哈哈哈。无法作答。我在文汇报呆过，小庄在新京报和华夏时报呆过。都辞职了厌恶了，如果是媒体，这片工地肯定不能上版面，我们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嘛。

 

后来我们问他怎么去顶层，他用手指了一个黑黢黢的犄角，我们颠儿过去，发现是有个电梯，可是没有按钮啊。后来他说要喊的。刚好有个小民工也要做电梯，他敲了敲电梯门，喊了个人名，电梯刷的就下来了。我觉得很科幻。

 

小民工很喜欢我们的相机，让我们拍他，他有很多表情，这真好。可是他女朋友，应该是他女朋友吧不乐意了，一直问我们，拍什么拍什么拍什么啊。。。我想说做本非法刊物她就真信了。

 

后来进了电梯又想拍开电梯的姑娘，她躲躲闪闪说是因为我没带安全帽吗，听了这个，我突然觉得自己离他们的生活真远。镜头就是侵略，苏珊·桑塔格写过一篇《影像的世界》。在缓缓上升的电梯里，我想着上大学的那几年，真的是求知欲特别强烈，可以说是捏着鼻子都给读了。包括这篇。可现在我非但回忆不起来，也不觉得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再多谈几回恋爱有必要。那些才叫刻骨铭心。

 

后来到26层我们下了，我很少有机会走进一座还在建造的大楼。也不是很少有机会，而是没这个必要。26层的工人已经很少了，很少的人里还有一半坐在地上抽烟。或者就那么坐着，就像生活中必须的一件事儿，看不出什么目的。我们在钢筋水泥里头穿梭。有个工人说快点儿走不然砖头就掉下来了，我就很下意识的捂住了脑袋。很像生物课上做膝跳反应的那只青蛙。

 

后来看见有人在刷墙，小任说他长得还挺帅，拍他吧。我说好啊，不过其实我对帅不帅没有一点儿兴趣。何况他还是一个孩子，90后吧，95后也有可能。我见过的95后都是在酒吧里，青春跋扈那些个。于是我们说可以给你拍照片吗？小庄还给他中南海，以为这样就可以。小孩儿又刷了两下，自己从脚手架上跳了下来。

 

26层的很多玻璃都还没有封上，五月的风在高处看来已经很大了。我们让小孩儿站在窗边，可是不要离太近，这样就可以拍到大裤衩。小孩儿就那么站着。对于镜头看不出什么好感。我看见他的胳臂上还有刺青，不是一个，是一片。穿了军绿色的裤子和T恤，都是油漆。他不怎么搭理我们，用手机听《爱情买卖》。这表明拍也可以，不拍也可以，和他没什么关系。我们要拍三张，他同意拍一张，我们又说两张吧，可连拍一下子照出去了很多张。。。我觉得这有点儿意思，讨价还价恰好还原了生活本身。

 

小庄还说工地帅哥很多啊！苦逼女青年都来这得了，性生活全部打包解决。我哈哈一笑，觉得真够无聊的。后来我们仨又顺着一小截楼梯爬上了阳台。地上依然堆满了水泥。沙子，风一起，扑面而来。我都很多年没爬到过一个随便什么楼的顶层阳台了。小时候倒是经常。

 

小时候我住过一个四层的楼。顶层阳台放满了收看卫星的大锅，我经常和妹妹上去打羽毛球。每回都要把球打到楼下为止，然后看着路过的汽车把羽毛全给碾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顶层阳台上了锁。如果使劲撬，也能撬开。可是那把锁锈迹斑斑，说真的我有点儿害怕。我不清楚它都锁过什么，像是清朝的。再后来，我们全家就搬出了那座四层小楼，从此之后我也再没有住过那么低的楼了。那一年我就要升六年级。

 

因为我对站在高处有种兴奋，这种兴奋可能来自于我比任何人都恐高，26层的阳台有个大豁口，如果我想不开我就跳下去，但是我现在还想活着。我往豁口走了走，差了一米就开始筛糠。他们喊我别因公殉职啊！我说没事儿，回头给我捐款两块钱。只是此刻，望着对面的大裤衩还有一座座写字楼，我都熟悉的不得了。无数怀揣梦醒的外省青年，日夜兼程奔赴紫禁城，都被圈在了格子间。于是各种人生、各种愿望、各种困顿、各种放弃。我坚持从26层的工地望下去，车水马龙已经变成了一只只甲壳虫。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站在高处总容易想到如果死了呢，哪怕今天阳光万丈，哪怕我还不能理解死的全部含义，可生活永远拖着这条影子倒是真的。

 

因为走得太近差点儿掉下去，他们说我操小心，就算有超人来救你，他的大裤衩都来不及穿。于是我重新站在安全的地方，他们拍我，我说别拍了，反正我也没睡醒。我不想再拍了，咔嚓咔嚓的叫人烦躁。因为站在阳台之上，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内心深处竟然怀着思念，思念那些风流云散的旧日伙伴。包括我的妹妹，她这会儿正在西半球睡觉。

 

后来陆陆续续又看见几个工人，他们都不怎么愿意在镜头面前表达，如果不愿意就算了吧，因为真的，都没什么必要让别人第二次做出选择。可是也有点儿遗憾，因为这些脸上，甚至还有几分纯真。而且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看着我们，就算毫无恶意，也没有一个人表示微笑。恐怕也确实没这个必要。无端微笑是世界上最恶心的事儿。我根本想象不出来，它有什么必要作为一种礼仪。

 

后来干完活儿我们就下来了，都不值得停留。只是我还想，如果是晚上呢，当光线不可避免的流逝之后，当我又和朋友喝酒胡闹的时候，这片工地才会真正显出一点儿荒凉。可是除此之外，我也无法再多感慨了，一个人无法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从理解出发的误解比陌生还可怕一万倍。何况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如果感慨太多，反而卑劣。这并不比嘲讽本身更高级。我现在已经觉得自己有点儿卑劣了。这该是如何表达的心情。

 

最后再说一个关于阳台的事儿吧，其实我家楼道里也有一个公共阳台。不高、在三层，可是我现在再也不敢去了。甚至连打开阳台的门儿都不敢。去年有一次我喝多了，从电梯上来直接走到楼道的公共阳台，躺了一会儿，当时说不出来的闷热，可能也是这个季节。阳台上的石板凉丝丝的，我觉得无比惬意，掺杂着酒醉。我抬头望天，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在北京见过星辰，事实上也不期待。后来快下半夜了，我有点儿困就进屋睡觉去了。。。可是几天之后，住在楼上的一个年轻人，就从顶层飞了下来，不偏不倚摔在了我躺过的那个石板上。现场很快得到清理，小区物业为此还受了表彰，一切风平浪静仿佛从未发生，可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如果现在回家很晚的话，我都避免让目光滑过那扇通往阳台的小门。

 

大约就是这些吧，怎么说呢，虽然这仅仅是一篇博客，可我想，它依然值得拥有一个题目，我本来想叫《风来浪也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