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全球危机以来，中国的股市处于全球最熊的位置。为什么欧美闹危机，中国股市最熊呢？

    中国面临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公平与效率，这是经济的基本问题。中国的公平问题表现在市场进入机会、市场交易机会和市场信息对等的基本平等问题上，根本上说，中国的经济虽然获得比较大的发展，而一直困扰中国的地大物博和政治经济不平衡问题从建国到现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949年，我国的政治基本体制是决定经济体制的基础，1979年之前，我国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是市场经济体制，前者是以公平换效率，后者是以高效率换公平，但是，两个极端的走向上的实践证明哪一种方式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公平和效率平衡问题。

    目前困扰经济社会的是效率高了就失去公平，所谓失去公平是指市场进入机会的公平和收入权力的公平。其次，政治体制决定什么叫公平，没有脱离政治体制的绝对的公平。政治体制决定了在追求社会效率机制下的经济中权贵经济和官员腐败是必然的和不可抑制的，在一种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下，集权本身就会提供一种权利经济的子系统内部的相对公平，所有的公平表现为对权利的角逐和竞争结果的公平，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权贵经济也好权力腐败也罢，这是一种公平，对于这种形态的公平的不满或者反抗，一般是在权力角逐中处于失败者位置或者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角逐的失败者。在这种体制下，公平的意义就是权贵经济和权利腐败，如果没有这些就是不公平，毕竟获得权力是依靠竞争力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家族世袭权力、买官卖官、官商勾结等等都是需要竞争才能获得这种权力，腐败和权贵经济本身就是对社会权力角逐的获胜者的最公平的奖励。

    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中国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始终解决不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是因为资源约束和市场规模约束，客观来看，1979年后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规模也壮大了，这样的发展给处理公平问题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经济基础，但是，不能否认现有的经济水平仍然不足以给国民以相对的公平所需要的经济基础，没有这种物质基础条件。所以，我国目前要靠调节税收来限制两极分化我以为是错误的，以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来实现抑制楼价，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是制造绝对的不公平，这种房地产调控的受益者不是真正需要住房的人，而是官僚权势和官僚资本，这种房地产调控是注定会失败的；中国的任何的公开市场，将成为官僚和权贵资本猎杀社会资本的屠宰场，在这个市场上权力、信息是控制市场的唯一竞争力和价格决定者，资本和智力在这个市场上是毫无意义的竞争因素，这是中国熊市的市场体制性原因；中国目前为了平抑社会不满，搞低保、最低工资限制、提高个税基数等等，是没有社会经济基础作为保障的，是官员的一厢情愿，其结果只能是打击社会资本向实业和产业投资的流入，鼓励社会资本投机，或者是休息将资本存入银行甚至转移出境，当社会的资本不再带来就业机会的时候，所有的道德的政府政策都将制造最不道德的结局，表面上代表人民的利益想制造公平社会的企图的结局也许结局是社会倒退和进一步激化社会的权贵经济和官僚腐败。

    我以为中国现在首先不存在市场经济的基本政治基础；其次，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不具备保障全民社保的条件，社保只会带来全国劳动力的资源错配，鼓励懒惰打击社会资本创业和创新，是最愚蠢和弱智的追求公平的方式；第三，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是市场灾难，同时，也会必然地导致新一轮的房价上涨，解决国民居住问题的根本在廉租房和公共租房，从产权上处理和控制楼价只会给权贵者和权贵资本带来财富增长机会而进一步剥夺国民的公平，这样的房地产调控注定是历史性的失败，与之对应的问题也必然产生于中国的股票市场、黄金市场和期货市场等金融和衍生品市场。以为提供社保、最低工资限制、税收征收变革、限价房、限制物价等等就是在给社会公平，是极端错误的，它的结局就是鼓励社会懒惰，带来经济发展规模和市场交易规模的萎缩，给国家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历史性灾难。

    效率需要竞争，并不代表公平可以是靠长官意志来轻易获得，公平也同样需要竞争。物尽天择、适者生存，不仅仅使用于社会和经济的效率追求，同样适应社会公平追求。道德是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但是，道德决不是达到社会公平的手段，道德对于公平和效率同样是双面刃。我确实觉得我们很多官员的智商还不能完整理解中国的祖先的哲学，绝大多数是属于附庸风雅的似是而非的道德者甚至是伪善者，自我欺骗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