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议政的声音会沉没，微博围观的声音易喧嚣，从互联网上走下来，脚沾地气，实际参加人民民主选举，则有助于完善利益表达机制。“网络围观”很难真正改变中国，它似乎释放很多声音，它是原生态，它有焦躁感、它是无序化、它未经理性沉淀。代表才能真正改变中国，它是有效的、它是程序的、它是法治的、它是制度内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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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羊城晚报》报道，5月25日，前足球记者李承鹏在微博上表示要参选人大代表，李承鹏宣称：“本人将于今年9月正式参选人大代表，在户口所在地成都，组成参选班子，严格遵守我国宪法参选相关规定”。在接受《羊城晚报》的采访时，李承鹏表示，他参选人大代表是为了尝试实践公民权利，如果当选，将帮助小区居民与政府沟通，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菜价，改善交通拥挤状况，解决校车问题，等等。

另据《新快报》报道，因为李承鹏在微博上拥有290多万粉丝，影响力巨大，他要参选人大代表的消息一传出，立刻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和热议，甚至还引发不少人的“跟选”，在微博上“刮起”一股“参选风”，其中有的是网上意见领袖，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中国日报》总编助理姚博、作家夏商等，也有像杭州市民梁永春这样的普通人，他们都相继在微博上表示要在各自户籍所在地参选人大代表，

按《选举法》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宪法》也规定被选举权是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因此，近年来以个人身份毛遂自荐参选人大代表者并不罕见，成功当选者亦有先例，比如1998年湖北潜江市的姚立法，就曾以“自荐参选人”身份，成功当选为市人大代表。但像这次在互联网上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要参选人大代表的情况，恐怕只有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竞选潮可堪比，当时，在改革开放春风以及《选举法》诞生的鼓励下，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们掀起一场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仅北京地区就有11名学生成功当选人大代表，大学生们用热情和努力诠释了什么是青年的责任、公民的责任。

互联网普及以后，有一个词汇颇为流行，叫做“网络议政”，大意是指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向政府表达诉求、提供建言，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其局限也很明显，互联网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和通道，虽然有助于公民传达出自己的声音，但在很多时候，由于缺乏有力的政治身份及意见传递机制，仍有大量声音属于“说了白说”，意愿虽表达，但问题未解决。正如《人民日报》5月26日发表的文章《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所说，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使人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才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微博兴起之后，还有一个词汇颇为流行，叫“围观改变中国”，人们希望借微博凝聚的公众关注度推动社会的进步。但不能架通现实，连接体制的围观往往只会成为群众宣泄情绪的孔道，在缺乏有力民意代言人的情况下，过分的口水宣泄反而使参与简单化、弱智化，道德情感得到代偿后，反而会消解以实际行动对社会进步的推动。

网络议政的声音会沉没，微博围观的声音易喧嚣，从互联网上走下来，脚沾地气地参加人民民主选举，则有助于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进步。“网络围观”很难真正改变中国，它似乎释放很多声音，它是原生态，它有焦躁感、它是无序化、它未经理性沉淀。代表才能真正改变中国，它是有效的、它是程序的、它是法治的、它是制度内生的。

以发生在5月26日的抚州连环爆炸案为例，其主谋钱明奇由于拆迁纠纷，在互联网上发出无数网贴维权，但却没有得到有效回应，最终还是选择走极端去爆破政府机关。试想，如果在钱明奇与政府之间，有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作为选民利益代言人的当地人大代表能够起到应有的利益表达作用，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对于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尸位素餐的失职人大代表来说，哪怕仅仅是为了发挥刺激其活力的“鲶鱼效应”，也应鼓励更多的公民积极参加代表竞选。

1987年，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国情，并从长远发展战略的高度曾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

按小平同志的论断，民主是需要基本素质和一步一步训练的，民主制度的完善在中国的现实下不是短时期的事情，可能需要几代人素质的持续提高以及训练才能达成，从这个角度讲，与被视作“民主训练班”的乡村基层民主选举一样，李承鹏等公民从网上走下来，脚踏实地地参加户籍所在地的基层民主选举，即便最后不能成功，也算一种训练，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民主制度的完善以及群众民主素质的提高。

（这篇文章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原文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