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与很严苛的公务接待相类似，香港特区政府对公务用车有严密明确的规定。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20余名。另外，对公车私用，也严加管束。（5月28日《新民晚报》）
同样是中国人，差别咋这么大呢？不知道内地的那些连乡长、县长、局长都配豪华专车，甚至还配专用司机的官员，在看罢香港对公车配备、公车私用的严苛监管后，是否面色潮红？香港特区政府对公车监管之严格，简直出乎我们意料。报道称，曾有特区政府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不得不公开道歉。
来看内地的公车数量与消耗问题。若从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车改已进行了将近17个年头。但迄今为止，这项改革仍未廓清头绪。据保守估计，每年公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而去年11月初，央视披露北京公车已达70万辆。在高油价、高维修费下，每辆公车不含司机工资，每年费用保守也需8万元，一个北京就是560亿，看来全国单消耗在公车上的费用，估计2000亿真还拿不下来。
内地车改之困，困过世界性难题吗？当然没人信。其实，只需下一狠招，将所有“坐轿上下班”的官老爷拉下轿，除去他们脑中的“特权意识”，或许就会收到奇效。况且我们压根儿就不缺规定，缺的是政策的不折不扣地执行。我国1988年10月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标准的规定》，对官员配车标准规定为副部级以下干部不配专车；1994年，中办、国办又出文明确界定：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但保证用车。两规定与许多国家专用公车的规定相当。而诸如一些省市出台的厅局级以下干部不得配专车，或者说所配公车身价不超25万元等，均系违规。
要刹住公车超配、公车私用之风，靠的是要将特权思维装进笼子，并将监督权还之于民，让人民有权制约官员的公车乱配与公车私用。香港政府部门公车的所有采购信息、数量、型号都可在政府物流服务署查到，而香港的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这些信息都置于阳光之下。世上没人会嫌钱多，也没人嫌特权加身，只不过香港的监督到位，才使公车乱配、公车私用难以立足。而在中国大陆，一边是公车超配，私用成风，公众指着冒着一缕青烟的车屁股痛骂；一边却是各地小打小闹、难触根本的“车改秀”。
总之，车改之困，根源还是出在我们的政策意识的深水区，这个层面一直未敢、未能向这种“特权思维”动刀。古时的官老爷按“品级”坐轿，更多的是为抖官威、吓百姓，恕我直言，当今官场，对按官级跟进“车级”与古时的轿子按“等级抬官”无本质区别。这种思想与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意旨背离，是封建“官本位”思维的延续。所以，当前惟有革除特权思维方能卸下公车腐败之轮，各地的公车改革在香港特区政府严管公车面前显得很“小儿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