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佛与管理的故事之三

王一博于2010年5月14日贵阳新添寨

       佛与管理的故事之三“自度”与“度人”

       毛泽东在湖南曾经办过“新民学会”，周恩来在天津办过“觉悟社”，在我看来，这是“度人”的雏形。要想“度人”，先行“自度”。

       “有关家国书长读，无益身心事莫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都是某种“自度”，“自度”就是自我修炼，或自我学习的过程。无论干什么都必须自我修炼学习了之后，才能帮助别人。

      “佛”就是觉悟了的人，与周恩来、马俊等人办的觉悟社有相同类似的地方，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当然是先觉悟起来的一群人，从“佛”的角度讲，他们为中国的老百姓奠定了一种相对安全、统一、和平、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杜绝了黄、赌、毒的社会环境，他们应该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佛”。

       难怪中国的司机喜欢在自家的汽车上挂上毛泽东的像以求平安，挂上毛泽东的像，就是求毛泽东“度我”，并保我平安。

       为人在世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管理和进行自助，对自己进行管理和自助，就是“自度”，当自身的能量、能力、本事、影响力大到能管理、帮助别人的时候，并且去帮助和管理别人就是“度人”了。

       “度人”是需要“法器”的，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就是管理依仗的工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度人”的工具或“法器”是“毛泽东思想”，企业家们“度人”的工具或“法器”是能给人们带来福祉的“产品”或“理念”。“度人”的“法器”的威力的大小，取决于“佛”们是否把“法器”体系化和系统化了，“毛泽东思想”是相对体系化和系统化了的，但还需要继任者们继续丰富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