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名校-湖北大学

                陈伟（达流）

           

 

  偶然收到学校寄来的《湖大校友通讯》，才知道今年是湖大建校八十周年的诞辰，也正好是我们91级研究生毕业二十年。

自十多年前离开武汉定居北京后，生活中已少有湖大的信息，在北大、清华的学生满街乱窜的首都地面上，湖北大学自然不会有太多人关注。如果没有人特地问在下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我也不会自作多情地主动提及湖大。有时朋友聚会知道我来自武汉，会问我说你是武大的吗？这会儿我一定会立即说明，不，我是湖大的，就是湖北大学。

是的，湖北大学不算名校，但名校的名头再大，与我有关系吗？如果非要理论一番，那我到觉得，能培养我成长，能改变我的命运，能让我收获人生智慧和友情的学校就是名校，其它皆为浮云。

想到这里，关于湖北大学的许多许多往事，便在记忆里逐渐鲜活起来。

 

一、师恩如山

我现在依然确信，如果不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周勃先生在湖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我未必一定要报考湖大的研究生。

因为冥冥中的某种机缘，我在鄂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读中学时的老师，是周勃先生的大学同学，他向我介绍周勃先生在五十年代如何因一篇论文而名震文坛（即著名长文《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长江文艺》1956年12期），又如何遭受长达二十年的批判，为此而受尽磨难。那时，周勃的名字在一个大山深处渴望飞翔的年轻人心里，就是一个传奇，具有某种异常神奇的力量。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他的忠实“粉丝”。我当时真不敢想有一天能成为他的弟子，与他朝夕相处。

恰好此时周先生就在湖北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带文艺理论专业的研究生。这使我的一切努力都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1988年的夏天，我怀揣录取通知书，第一次走进湖北大学，初次见到周勃师，我竟有几分紧张，说话也口吃起来。

 先生正是想像中的老师形象，宽厚而慈祥，他见到我就说：“我知道你今天来，已等你多时了。你刚到，住处还没料理好，今天就在我家吃饭。”先生的亲切和随和很快打消了我的拘谨。

随后湖大三年，我已记不清在老师家吃了多少次饭了，后来竟对师母亲手做的湖南味的饭菜，有了一种偏爱，现在想来还觉得嘴谗。

研究生可能有各种教法和读法。一种是，导师开出长长的书单，专心啃三年书本，将本专业的中外名著全部吃下，然后再考虑研究的方向和课题。还一种是，带着研究的课题学习，根据一个中心议题来规划阅读并写作。

周老师交给我的方法是后者。入学不久，先生即与我详细讲解了他关于中国文艺所特有的伦理特质的思考和观点，并要带着我以此为中心展开一个科研的课题。

这时我才知道，先生不仅因五十年代关于“现实主义”和“形象思维”的卓识而载入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史册（见许道明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周勃专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他对中国文艺的本质特征有更系统的理论思考。

八十年代，老师们的住房问题还没有得到改善，“筒子楼”是对当时教师生活环境最形象的写照。周先生在老中文楼的一层，两栋教室之间有一个非常窄小的书房，那里便成了我们师徒学习交流的场所。后来，先生调到行管系任职，在行管楼的三层也有一小房间，仅能摆放一张书桌。白天是他的办公室，晚上则成为我学习写作的地方。

为了尽快将我们的课题形成成果，88年到90年的寒署，无论武汉的天气是热如蒸笼还是冷如冰窖，当喧闹了一天的校园安静下来后，我便会在那间斗室里，象蚕一样将灵魂里的丝吐出来，编织着艺术思维的蓝图。

毕业之前，由周勃师领衔，我俩合作完成的《永恒的困扰—文艺与伦理关系论纲》一书完稿，交付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冯天瑜教授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在紧张的专著写作之余，我们还合作在《江汉论坛》、《湖北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发表了多篇论文。

我以为，后来的成果证明周老师的教育方式是得当的，他将孔夫子的“因材施教”用到了实处，用到了我的身上。

能够在读硕士期间完成一本学术专著，在当时的名校研究生中也是不多见的。我的这份幸运得益于周勃师，没有他的指导、直接参与写作修订和提供良好的环境，这一切皆不可能。

现有回头看，不仅是在校期间出了一本书，在文艺伦理学的领域作出了我们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对我的思维能力、驾驭学术课题的能力、对所学知识的转化能力进行了持续而高强度的训练。没有这个基础，我不可能在毕业后不久，便受长江文艺出版社之邀，出版长销多年的中国圣贤解读丛书之一《墨子：兼爱人生》。

勃师交给我的另一种方法是游学。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境界和眼光不是随便说说就能拥有的，亲见亲闻，才能有所悟有所得。周先生利用他在全国文艺界广泛的人脉，将我送到一些一流的大家那里去学习，感受名师的风采，所以我在湖大期间，有部分时间是在外游学。

也许先生因其在文艺界的影响，比一般教授多些有利条件，但我觉得他不仅是有这个条件，更重要的是有这种意识。他知道与大师的面对面交流，对一个青年学生的成长是多么重要，那是闭门读书不能替代的。

姚雪垠，当代著名历史作家、理论家，他是周老师带我接触的第一位大师级人物。88年冬，我带上勃师的推荐信，来到北京木樨地，敲开了姚老的家门。几天后，姚老又亲自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陆梅林、郑伯农写信，让我跟着他俩学习。

秦兆阳，从湖北走出的文学大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大型文学杂志主编，也是因了勃师的推荐，我在位于北京北池子秦老的住所，与他畅谈许久。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我随身带的一支笔，与秦老告别是时忘了带走了，回来后不久收到秦老的信，还提到笔的事，问要不要给邮回来。

89年的10月，我受勃师之命来到南京大学，拜访国学大师程千帆先生，程先生听说我是周先生的学生，显得特别高兴。让我坐在他身边，轻声细语地问我沿途的见闻，他站起身凝神窗外、并轻轻扣紧窗门的动作，会长久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三年匆匆而过。我以为我在周先生这里受到的教育，获得的机会，强过任何一所名校的教授。

师恩如山，大爱无言。有好些年未回武汉了，想必先生不会计较我的失礼，但我却不能不为自己少有府上问安而自责。

 

二、名家荟萃

现在湖大的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我已比较陌生，不敢发言。但我觉得，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湖大文科生，是非常幸运而幸福的。

那栋老中文楼不知还在不在？在我心中，它是承载了湖大人文底蕴的名楼，名师之楼。仅说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方面的朱祖延教授、古典文学方面的张国光、李悔吾教授、古典文论方面的郁源教授、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周勃、邹贤敏教授、现代文学方面的范际燕教授、写作学方面的涂怀章教授等等，还有青年才俊李俊国、刘川鄂、聂运伟等，不仅在湖北地区不输于任何一所文科高校，既使在全国学界，名头也是响当当的。那时的湖大，只要你想学，不愁没有名家指点。

从老中文楼出来，不远处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这里有一代大家冯天瑜先生，那时他是湖大的金字招牌。对面就是德国哲学研究所，当时在校的张志扬先生，是中国少见的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

后来离开湖大后，与朋友们聊天时，我常免费宣传我的一个“发明专利”：对在校学生来说，你就读的高校是否全国名校，只是心理上、“面子”上的意义，你就读的专业是否实力雄厚，你求教的老师是否是真正的名家，才具有实际的意义，才对自己的学术修养和人格修练有更为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就像北大清华固然综合实力强大，但学表演却要上中央戏剧学院和北影一样。

上面这些老师的课我都听过。尤其是张国光先生的为学和为人风格，让我记忆深刻。

我在校时担任着研究生会的学术部长，90年我和郁源老师的弟子李胜祥准备编一本研究生的论文集，张国光先生知道后说可以帮我们联系到一个出版社的书号。我们听了自然十分欣喜。

张先生约我一道去武汉出版社面谈，要我下午2.00在校门口等着他。张老师在学校面子很大，找校方要了一辆小车，上车后我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边和我说话边吃起来。我吃惊地问他还没吃午饭吗？他说中午忙着校稿，没来得及，现在这点时间有空，正好补上。那时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头了，连水也没有一口，就这样啃着干馒头，可他去全然不觉，似乎吃得津津有味。

   张国光先生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以我为主的鲜明的学术态度很多人都领教过的。我们到出版社后，张老师便把两位编辑叫到身边，说起学术界各种观点的论争，也不多问是不是他们的专业，他们能不能听懂，一直谈到下班时，才商量了我们打算出书的事。

 

三、哥们弟兄

从学校寄来的贺年卡上看，现今的沙湖已亭台楼阁、鸟语花香，而那时却还是一片荒芜。爱热闹、爱运动的学子们是不大去那里的。恋爱中的人也不大去，尽管僻静，据说比较怕人。而那却是我和同门师兄汪正龙经常光顾的地方。

晚饭后，正龙兄便会到我的房间约上我，我们便一同到沙湖边散步。沿着湖边的小路，正龙穿着不太得体的西装，总是在我前面，叉开俩腿，大摇大摆地走，伴着夕阳的余晖，我们就像不暗世事的象牙塔中之人，尽谈些学界中人的轶闻趣事。

散步回来，我们一般会去师兄王本朝的房间聊聊，十有八九，他都会在房间看书。本朝虽然学的是现代文学，那会儿却爱读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他告诉我说，为了解西方早期文明史，他曾专门跑到大东门附件的教堂去买了本《圣经》来读。

喜欢参与进来议论的还有范际燕老师弟子钱文亮、冯天瑜老师弟子洪久来等哥们弟兄，我的同室师弟易崇辉、杨建文等更是聊友加牌友了。

二十年过去，这些厮都混得人模人样了。前两位一个是南京大学的教授，一个是西南大学的博导，后两人则同为华东师大的教授，而易老弟则扎根岭南，成为汕头大学的教授，杨老弟现在是武汉出版社的编审。

巧的是，我前几天在整理旧稿时，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当年的《湖北大学报》，刊载的是对我的专访《大山的儿子---研究生陈伟印象记》，在第二版，篇幅不小，时间是1990年11月30 日。可是谁来采访的我，采访的内容是什么？这些我全记不清了。只记得这篇文章在校报上刊出后，竟有几个本科的同学端着饭碗跑到研究生楼来找我，坐在宿舍里边吃边胡侃，现在《人民日报》社的任晓刚就是这样认识的。我将这篇专访附在后面，让它作为我们那一代青春岁月的见证。

 

 

至今仍有旧友说，最不可能下海的人竟然下海了，这指的就是我。其实不是我太出位，而是时代变化太快。

99年，我离开武汉来到北京，随后进入IT界，参与中关村的高科技公司一起创业。02年，作为北京高科技引进人才，市人事局将我全家户口迁至北京，并先后在两家高科技上市公司担任总裁顾问和副总裁。

我想对天南海北的师弟师妹们说，命运将你交给湖北大学，她就是你生命的根基和亮丽的色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所学校比她更重要，她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心中唯一的名校。

倘若你和我一样，都将她视为心中的名校，那湖大离一般意义上的名校，也就不远了。

 

                                                                                               2011年4月2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