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三)
“四人帮”受审 邓小平复出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篇 “四人帮”法庭受审
“红女皇”悬梁自尽
1-26 “四五天安门事件”
悼念敬爱的周总理
周恩来总理曾对北京市的负责人吴德和吴忠说过：首都北京就是“顺天府”，你们就是“京兆尹”。比喻他们的岗位重要，困难很多，鼓励他们不畏困难，善于斗争，做好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巨星陨落，天地同悲。
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党、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国来参加治丧活动，政治局为此开会讨论决定婉言谢绝。“四人帮”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极大忌恨，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姚文元训斥朱穆之：“《人民日报》上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更有甚者，“四人帮”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强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竭力压低悼念活动规格，周总理的灵堂只能设在北京医院一个数十平方米的房子里。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
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在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
从3月底、4月初，北京市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诵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
1976年3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的浮雕上面，被人贴上了一篇悼词。这是丙辰清明节的第一声呐喊。
浮雕上放置了一个洁白的花圈，有29人签名。悼词是：
今天，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在壮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部分同志怀着悲痛的心情，沉痛地悼念您----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
我们决心学习您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高度的路线觉悟和继续革命的战斗精神，发扬反潮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气魄，誓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血战到底!我们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实现您的遗志，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披荆斩棘，奋斗终生。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您安息吧!全国人民永远怀念您。您的遗志自有后人继承!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部分同志。
尽管这篇悼词有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但在当年却被誉为“丙辰清明的第一声呐喊”。
这一时期，“四人帮”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而利令智昏的“四人帮”却偏偏在这时时候干了两件进一步激化矛盾的蠢事。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重新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学习”的题词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对于“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工人理论组的同志极为愤慨：周总理刚刚去世几个月，尸骨未寒，人家就赤裸祼地打上门来。
一天晚上，曹志杰和理论组的几个同志饭后聊天，在发了一通对“批邓、反击右倾风”的不满后，孙惠提议清明节时到天安门广场向总理致敬献花圈，反击“四人帮”。她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他们连夜进行了起草悼词、书写挽联、制作花圈等工作。
《文汇报》制造的这两起反对周恩来总理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导火线。由于预感到清明节时“四人帮”会禁止民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曹志杰他们决定把悼念活动提前到3月底。
3月30日中午，工人理论组的29位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北面集中后，列队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许多路过的群众自动加入他们的行列。当他们到达纪念碑时，队伍人数已多达数百人。他们把花圈放在纪念碑南侧的五四运动浮雕前面，并把悼词贴在了纪念碑上。当他们进行悼念活动时，周围数百名群众同他们一起默哀、致敬、宣誓，一起高唱《国际歌》……
到4月3日，纪念碑附近的花圈已达数千个。送花圈的单位不仅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总部机关，北京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还有天津、湖北、沈阳、陕西等外地来京的同志。送花圈的队伍有的几十个人，有的几百人，有的几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不少人还高唱《国际歌》。
4月4日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广场上摆满了花圈。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北京市委指示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维持好广场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防止失火。“四人帮”为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一再向市里施加压力，要市里阻止群众送花圈、戴黑纱、戴白花。
4月4日，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混乱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人员也有受伤的。事态严重起来。
4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这个会，叶剑英、李先念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华国锋讲话以后，北京市负责人吴德汇报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他又说，“送花圈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吴德接着又说：“从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48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大多数人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他还汇报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市公安局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吴德又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北京市委的建议，争取用两三天的时间做群众工作。“四人帮”也同意了这个建议。
这时，《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说，在纪念碑前有一个人发表演说骂江青，“四人帮”借机大闹起来。江青用手指着吴德斥问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吴德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她指着吴德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吴德站起来检讨了几句，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吴德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吴德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
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12点了，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了，马上把花圈撤了。”他们横蛮地坚持要当天晚上收走花圈。政治局多数人都不吭声。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极感为难，最后勉强同意。市委连夜调了200多台车，将大部分花圈拉到八宝山，将一部分制作得很精致的放在中山公园。
4月5日上午，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荡然无存，广大群众被激怒了。群众越聚越多，十多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几万群众涌向人民大会堂、广场指挥部，索要花圈，愤怒声讨“四人帮”。群众越聚越多，情绪更加激昂。少数人开始砸汽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广场指挥部。
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事件，邓小平也参加了。这是“四人帮”有目的地让邓小平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
张春桥大骂邓小平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一言不发，根本没有理睬张春桥。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吴德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负责北京市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吴德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指着吴德说：“你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人也同意由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
从5日下午6时起，吴德开始发表经中央审查过的讲话，要求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同时在广场四周路口上设了劝阻站，许出不许进。8时，民兵合围了天安门广场。8点后又两次开了广场上的全部照明灯，警告人们离开。但广场上还是人数不少。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给吴德，多次催问他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吴德和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他们再托词拖延合围的时间，这样一拖再拖，顶住了“四人帮”再三的“督战令”。直拖到夜11点了，吴忠才下令开始清场。
合围清场时，广场上还有1000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吴德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200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吴忠指示公安局对这200多人区别对待，除带凶器和传单者留下审查外（公安局拘留了一百多人），其余大多数人在天亮前通知他们所在单位领回去。
在清场过程中，发生了暴力，但吴德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4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泽东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泽东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远新还传达了毛泽东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毛泽东没有把权力交给“四人帮”。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泽东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
关于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
对于毛泽东的两项提议，参加会议的人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朱德戴上老花眼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泽东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四人帮”为了大造舆论，召开了奖励大会，接见了一些人员，在宣传报导上喧嚣一时。
4月30日，公安部和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总工会联名要求逮捕贴出第一篇悼词的曹志杰的报告。当晚，他们出动了两卡车民兵和三辆警车，全面包围了曹志杰所住的大院。在抓走他的同时，还对他的房间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搜查。与此同时，孙惠被隔离审查，理论组的其他人员也进了“审查班”。他们的行动被定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八大案件的“第一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