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下属的中国教育在线发布《2011年高招调查报告》称，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全国高考生源在2008年到达历史最高值1050万人后，开始全面下降，2009和2010年累计下降了200万，并呈速度加快趋势，这一态势将一直延续至2017到2020年前后^[1]。

 

而生源下降的同时，高校招生计划仍在缓慢增长。最近3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比例快速增长，已从2008年的57%迅速增至2010年的69.5%。据统计，目前已有8个省市的录取比例超过80%，部分省市已超过85%。这种录取比例不仅表现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过去“上大学难”的生源大省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山东省2010年高考录取率达到79.72%；湖南省2010年因生源下降，直接攀升至81%；黑龙江2010年录取比例甚至突破了90%^[2]。

 

另一加速生源减少的原因是出国留学，连续三年来，出国留学人数分别增长了24.4%，27.5%，24.1%，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高中毕业出国人数^[3]。同时，由于大学生就业难、不转户籍、高房价、工资收入与农民工相差无几等多种因素，高中毕业生中，放弃高考、放弃考试、放弃报到的“三放弃”现象逐渐显现。

 

　　录取比例的快速上升，给高校招生与生源质量带来直接影响。安徽2010年在本科及专科层面，分别有10%到20%左右的学生放弃报到。而部分地方的专科录取分数线已经很低，算下来平均每门课业的分数不足30分，生源质量大幅下滑。三五年内，可能出现只要参加高考就有大学可上的“普及高教”。

 

在我国普通高校中，地、市属高职院校，财政拨款不足，学生学费收入在学校日常运行中占重要地位。在高考生源持续下降的情况下，部分高校将因生源枯竭高校倒闭将不可避免。10年内不可能彻底改变现有高考制度，生源减少，优先录取的高校，必然分数线逐批下降，最终挤出的首先是“四批二”的高职院校。

 

到2009年底，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090所，高职（专科）院校1215所^[4]（其中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1184所），招生313.4万人，占普通高校招生总数639万人的49%，在校生964.8万人。10年来，高职院校为国家培养了近1300万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社会提供培训超过2000万人次^[5]。高职教育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

 

教育部没有直属高职院校，高职院校是纯地方性高校，其主体是各省级部门和地、市级人民政府举办的（30多所本科高校办有附属高职教育和少量民办高职院校）。除沿海发达地区和少量省属高职院校外，占绝大多数的地、市属高职院校，财政大多没有按生均标准拨款，其主体财源是学生的学费。近10年地、市属高职院校，一般都是“靠贷款搞基本建设、扩大招生规模增收入、学费收入增长建校舍、校舍增加扩规模”的规模支撑下的滚动式钢性扩招发展模式。

 

高职院校“财政拨款不足条件下的滚动式钢性扩招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低层次、企业化办学模式，本质上不是在办学，是“穷则思变”逼出来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教育规模扩张，是通过办学搞校舍建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变，落实到高职教育上来就是要停止规模扩张；适龄人口数量下降，不仅“钢性扩招”必须停止，甚至要主动压缩规模，在“小而精”上做文章，全力转向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上来。

 

高校规模受政府招生计划控制，但高职院校停止规模扩张，学校是主体；压缩现有规模，政府是主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高校招生中一直都在发挥主体作用，适龄人口数量下降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旦出手，“看得见的手”就无能为力。

 

高职院校停止规模扩张，只对2008年后仍在继续扩张，没有完成配套建设任务的学校产生影响，而压缩规模就普遍影响财拨款不足的学校生存。其中政府要为“停止规模扩张和压缩规模”埋单。一是需要政府增加配套建设工程拨款，完成预期规模建设任务。如果压缩到小于其硬件设备规模，就可能出现投资浪费。二是还清过去10年建设过程中积聚的银行贷款和利息。三是对高职院校实行不低于本省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标准的经常性预算。如果其中有一点不能实现，压缩规模就直接导致地、市级国有高职院校倒闭，进而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六章职业教育中的第十五条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的表述是：“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工培训。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其中 “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这三点，集中到一点——办职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企业必须参与其中。

 

涉及到办学主体与办学体制方面，即便是示范和骨干高职院校，在这方面目前还有没有普遍性的本质的突破。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需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教学，需要深入车间进行，但学校拿什么资源与企业合作？企业需要学校什么？我们都不十分清楚，从上到下、从企业到社会，都在寻找这个契合点。在国家“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法律不健全状态下，企业是盈利机构，无利而不为，它需要的是高技能型人才，企业人才需求社会无尝供给状态不可改变。如果某一所高职院校能探索出一条校企深度合作，企业人才需求前置于教育环节的内在动力加大，实现校企双赢局面，是中国高职教育最大的难题所在。

 

校企深度合作，是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改革、改善现有生存状态、转向人才培养质量上来三位一体的必由之路。没有国家法律层面和政府行政力推动，以及高职院校的主动寻求、企业积极配合，很难实现理想状态的“校企合作”。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减少，无技术的纯体力劳动力需求逐步下降，技能型劳动力紧缺状态必然加剧，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与企业技能型人才需求的迫切性肯定提高。在沿海地区早就有“技工荒”的说法，企业的“校企合作”内驱力与要求毕业生素质提高两个方面的需要，就会凸显出来。

 

在2010-2020年这10年里，高职院校实际上是风险与机遇并存。高职院校通过校企深度合作，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实现校企双赢局面，是高职教育唯一出路。因此，从现在开始，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再也不能象过去一样，努力推销，不论条件和待遇，谁要就给谁。而有选择地只对“校企合作”企业推荐，没有“校企合作”关系的企业，要逐步少派直至不向其推荐毕业生。高职规模压缩，社会经济规模扩大，技术劳动岗位增加，高质量的高职毕业生成为社会稀缺人力资源的状况，很快将成为现实。

 

高职院校要把毕业生就业从“就业难”的指导思想中解放出来，并视为校企合作的重要资源来利用。从技能人力资源稀缺性出发，校企合作就有了基础条件。同时，要对“校企合作”适当分类，一所高职院校有校级层面的“校企合作”；教学院、系层面的“校企合作”；专业建设层面的“校企合作”。三个层面的“合作”的目标、任务和出发点有区别。

 

2011年3月，教育部把高职教育处从高等教育司划归“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这说明教育部对高职教育的定位首先是职教，然后才是高教，职教将独立成为一个系统。

 

2011年2月，国家教育部网站公布《深圳市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其中对深圳的高等职业教育提出：探索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开展本科及以上层次应用型技术教育，构建起中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齐全的应用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2011年4月23日，深圳职院正式通过本科院校论证。这对中国的高职教育乃至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突破^[6]。

 

职业教育，是相对独立的国民教育系统，只要条件成熟，学历教育可以从中专一直办到研究生，即“全职教模式”。教育改革没有固定模式，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职教之路，各类职教（包括技能培训）之间需要协调发展，“全职教模式”是协调发展的优化选择。改革有两条途径，一是从上至下的顶层设计的改革，二是从下至上的基层探索出的改革。高职院院校如能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路子，从下至上改革与从上至下的顶层设计，同时进行的可能性非常大。

 

“全职教模式”从学校层面讲，它的好处有：一是能引导高职院校教师资源向高层运动，扭转国有高职事实上存在逆向运动的态势；二是充分利用高职院校近10年来滚动式扩张新增的优质硬件设施、设备和积累的教育、教学资源；三是在教学实践上协调不同层级职教之间的衔接与明确的边界；四是有利于高层级职教创造的知识与经验在同一组织内共享，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五是在“高教立交桥”没有建立之前，为职教学生创造了一个顺畅的上升空间。

 

欧美的经验已证明，当高等教育的毛入率在15%—50%时为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在2020年以前，我国高教仍处于大众化阶段。高职教育在极大程度上担当起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职责，教育模式符合大众化的特征。但“大众化”不等于“平庸化”，不能拿精英教育的尺子衡量大众化教育，更不能用“知识文化教育”的方法套用在“技术文化教育”头上。但职业教育必须有自己独到的、特有的系统教育理论与实践，这种系统教育理论与实践，在“全职教模式”最才能产生，才可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职教理论与实践。

 

高职教育的独特性，就是要坚持就业教育的定位不动摇，凸显创业教育、创新教育素质培养。高职院校毕业生的素质和教育质量，就体现在学生就业、创业、创新能力培养上。

 

1、就业教育。高职教育是就业教育，但目前的教学实践和教学设计中，把“就业教育”仅仅理解成“技能”，教给行业和岗位技术与能力，就是就业教育，包括示范校、骨干校专业建设计划。

 

就业，是一种能力。就业能力是指个体以职业规划目标为统领，在一定经济环境下获得和保持一份有报酬的职业岗位，在岗位中不断进步；能抓住机遇成功实现岗位转换或职业转型，应对工作生活中出现变化的能力；它具有现实性、潜在性、可持续性和目标性四个特征；主要包括完备的心理素质、优秀的品质、合理的知识结构、精通一个专业的技能等四个方面的内容^[7]。

 

就业能力，不是某一岗位或某一类岗位的劳动技能，而是围绕劳动能力逐步提升的阶梯。某一岗位或某一类岗位的劳动技能只是谋得一份工作的起点要求；转岗换业能力是第二个层次的要求；潜在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第三个层次的要求；完备的心理素质、优秀的品质、合理的知识结构、精通一个专业的技能是第四个层次的要求。这四个层次的要求，就是职业教育层次的区别，即中职、大专、高职本科、高职研究生教育之间的差别。

 

同时，职业技能与职业道德、职业忠诚、研究能力四大要素组合起来，是一个上升系统。有职业技能的人是“技术的人”；“技术的人”加上职业道德是“职业的人”；“职业的人”加上职业忠诚就是“终身职业者”；“终身职业者”如果具有职业与行业“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能力、解决矛盾的能力”等研究能力，职业人才就转化为“专家型人才”。

 

就业教育的“四个层次”与“四种人才”的教育理念，是职业教育内涵规律的层级分解，满足学生就业、转岗、换业的知识与技能基础准备，是国情赋予职业教育的天职。

 

2、创业教育。创业教育是中国普通劳动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然要求。1989年11月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会议首次提出（Enterprise Education被译为）“创业教育”概念。

 

浙江省是我国个人创业有名的省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除直辖市外，全国每一万人口的法人单位为40.0个，浙江省是78.0个；全国每一万人口的产业活动单位为43.1个，浙江省是93.5个。数据表明浙江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数如按人口平均计算，大致是全国的两倍。过去，往往认为创业是社会精英的专利，但在浙江省民间创业活动活跃，小老板已经成为浙江省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个人创业逐渐普及为一种大众经济行为^[8]。

 

高职毕业生不仅是求职者，更要成为创业者，才有社会推动力。创业是一种意识、一种冲动、一种眼光，是多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对更大财富的追求。创业本身不是高技术，也不是科学创造与发明。马云和阿里巴巴没有重大的科学发现，却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奇迹。比尔•盖茨多次被人讥讽为没有自己的原创产品，但靠之起家的basic语言，并非他自己发明，为他带来滚滚财源的当家产品dos是从其他公司购买的，windows借用了施乐公司和苹果公司的技术，IE浏览器源于网景公司的创意，office办公系统的多数软件出自微软收购的公司。微软公司虽然没有自己的创造，但他们善于“再次发现”别人的创造，更重要的是“重新组合”为新的产品，终于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创业典范。

 

创业教育与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高职教育本身的个性要求决定了创业教育是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就业教育适然性要求，而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又为创业教育提供了有效保证，是就业教育本然的规定性。

 

3、创新教育。创新教育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创业就必须创新，创新是创业的前提条件，没有创新，创业就不存在。创新教育是以培养人们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在明末清初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没有创新，才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

 

人类社会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三个大国——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是“创新力”强的国家，国力强大，是创造出来的。英国，创造了“蒸汽机”，并把它用于工业生产和航海与陆运，奠定了英国在工业机器大生产时代的主导地位。

 

美国，创造了“发电机”，引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电灯的发明和电力系统技术的应用，极大推进了生产力发展，使美国率先进入电气时代。接着，又创造了“核能利用”技术，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而稳定的电源；再接着，又创造了航天和空间技术，为气象、通讯、导航等多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突破；后来，又创造了机算机、“信息高速公路”等数字科学与技术，使互联网迅速得到普及，使人类社会步入文化传播新的历史阶段。

 

德国人发明了微积分，可摇摄150°的转机，立体照相机和双镜头的立体观片镜，彩色照片，电磁波，设计了一种效率较高的内燃发动机，制成了第一辆用汽油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德国成立有多个发明家俱乐部，2000年，慕尼黑专利局收到发明专利申报65000份，德国最大的艾弗尔革新协会，现有会员165名。这里允许人们大胆设想，包括那些被人们视为疯狂的主意。1966年开始颁发的“青年研究奖”，奖金金额为25万欧元。

 

日本，虽然在20世纪60-80年代靠“创造性模仿，超越性改进”的路线，实现了“加工贸易立国”的战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最近“失去的20年”，许多人认为是其货币升值造成的，本质上是没有创新、没有创造。中国党和政府决定在“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其根本点就是要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创新能力。

 

大多数人认为：高职教育，是培养生产一线的高技能劳动者，只需要按设计师设计出的图纸和建造方案实施，基本没有创新的空间与需要。因此，高职教育只注重工艺、技术的训练与规范、标准的教育。人不是机器，现代人的劳动，都是创造性劳动。当今社会的劳动，再不是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别，而是创造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的区别，创造性劳动才创造剩余价值，重复性劳动往往不具有创造性，大多被机器取代。一般来说，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其创造性就越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低，其创造性越小。

 

世界强国不是一夜之间建成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国强必须人强、企业强，人强与企业强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创新来实现。而创新不是狭隘的发明专利、任何微小的新技术都是创新，甚至对服务的流程进行改进，对客户的售后服务、说明书的改造，所有影响到用户的改善都是创新。全国劳动模范、东风汽车公司装配工王涛，装配调试汽车15万多辆，质量全优，还写出了数百万字的技术专著；北京21路公汽售票员李素丽，居然练就了与乘客交往的心理学家、语方学家和外交家的本领；青岛港的吊车司机许振超，一年内两次刷新世界集装箱装卸纪录，成为著名桥吊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