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三)
“四人帮”受审 邓小平复出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篇 “四人帮”法庭受审
“红女皇”悬梁自尽
1-27 毛泽东发现和重用华国锋
当年，一个15岁名叫苏庆惠的青年，从杜家庄来到交城，在“义成合”皮坊当学徒。结婚时，他租了张家院子北面的几间正房，作安家之地。1921年2月16日，生下一个儿子，苏庆惠给他取名苏铸。此人就是华国锋。
苏铸是山西交城县杜家村人，1938年参加牺盟会，扛起土枪上山打游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为华国锋，取自“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19岁时担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会联合主任。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和同在部队工作的五台县人韩芝俊结了婚。时任山西交城县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的华国锋随军南下，来到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历任湘阴县委、湘潭县委书记，一直在湖南工作了25个年头。 毛泽东和华国锋(左)
在毛泽东的家乡，华国锋进步很快，1954年任湘潭地委书记，1955年夏，毛泽东在作了轰动全国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很快就读到华国锋写的《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浓厚家乡气息，读来颇为亲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好感。因此，毛泽东在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华国锋。华国锋被毛泽东看重是得益于他在湘潭的工作。当他还是湘潭地委书记的时候，就着力保护和完善毛泽东故居的设施。
1959年6月庐山会议这前，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华国锋安排并陪同毛泽东湘潭的家乡之行。
毛泽东写下了《到韶山》七律诗：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由于视察湘潭家乡比较满意，加上其他原因，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3年3月25日，华国锋陪同叶剑英访问了毛泽东的故居韶山。从故居出来，叶剑英又去了陈列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图片陈列室。叶剑英仔细认真地看了后，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
六亿同胞呼万岁，五洲志士称导师。
欲朔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
华国锋读了这首七绝后满口叫好。叶剑英谦虚地直摇头，华国锋仍忍不住说：“我不懂诗，只觉得这首诗好就好在‘韶山风物耐人思’的‘耐’字上，一个‘耐’字，这是千秋万代的事情。我说对了吗？”叶剑英握着华国锋的手，哈哈地笑了起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负责修一条从长沙到韶山毛泽东家乡之间的铁路，把大批红卫兵送到北京，因而得到红卫兵的信任。“文革”初期，毛泽东的讯息异常灵通，当四十七军负责人和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动态和“三结合”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毛泽东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
1968年以后，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委代主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重新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而华国锋也从长沙调来北京。华国锋当时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体察毛泽东的意图，时常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他淳朴、热情、细致、踏实的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最高领袖留下了可以信赖的印象。毛泽东因此把他调到中央工作，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叶剑英任国防部长。
1976年中央一号文，使华国锋成了毛泽东一人之下八亿人之上的人物。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工作。
华国锋接任代总理之初，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与此同时，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4月7中共中央做出了两个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他把陪同会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了某几个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不容乐观，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了几句话，华国锋表示自己没有听清楚。于是，毛泽东用颤抖之手在纸条上写了三条：一、“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二、“照过去的方针办”；三、“你办事，我放心。”
1-28 从“父母官”到“接班人”
1952年，年仅31岁的华国锋任湖南省湘潭县委书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曾隶属于湘潭。
1955年秋，华国锋在长沙见到了毛泽东，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年10月，毛泽东破例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年逾60岁的毛泽东对34岁的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会上，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实际上宣布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失败，接班人问题成为他更焦虑的头等大事。而此时，与毛泽东一起打江山的党内元老大多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毛泽东的目光只能转向党内“新贵”。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为接班人，但他很快发现，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外，别无长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华国锋。
不过，华国锋相对缺乏参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等经历，及高层的政治阅历，无法与党内元老相比，其地位并不稳固。毛泽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他重新启用邓小平，继续重用华国锋。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自然为毛泽东所不容，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时势造英雄，华国锋成为当然的接班人。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开始任代总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再一次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
毛泽东逝世前后，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三股势力，一是江青等人，也就是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二是元老派，他们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三是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政治“新贵”。
“新贵”们可算是毛泽东的下一代人，对毛泽东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但与江青等人则不同。基层工作的经验使他们有务实的一面，革命也抓，生产也促，但均不大走极端。这样，他们就与江青等人拉开了距离，而与元老派则有了感情的亲近。
病中的毛泽东，对这种局面大约也了如指掌，因而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安排：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并在副主席前加上“第一”，削弱江青等人权力；逼迫邓小平离开政坛，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彻底打倒。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接手了三股势力并存的权力架构。在元老派依然靠边站的情况下，华国锋遭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挑战。此时的华国锋，表现了惊人的沉着。他把目光转向元老派，谋求支持。
华国锋在元老派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1-29 华国锋与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回忆说：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有把我放眼中，又打又拉。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了。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 华国锋、叶剑英(左)在天安门
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后，毛远新作为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任务本已经完结，但是，他个人的野心以及他与江青的特殊关系，使他头脑发热。他竟然找到江青，请江青在华国锋面前提出要求，把他留在中央工作。
1976年9月19日，江青给正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情的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开紧急常委扩大会议。江青还要求，让毛远新也参加常委扩大会议。华国锋不同意开会，江青就一再打电话，非要开不可。最后，江青亲自跑到人民大会堂来，逼着华国锋开会。华国锋和几位政治局委员只好坐下来，听江青说什么。江青提出，要把毛泽东的书籍、文件，交给她与毛远新保管，“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华国锋不同意。张春桥提出，可交给张玉凤保管，由毛远新帮助张玉凤登记、整理。江青就与华国锋争吵起来，一直吵了5个多小时，华国锋也没有让步。最后，华国锋说，这次会议，叶帅、先念没有参加，不是常委会，不算数。江青只好回去了。
之后，江青每天都去找张玉凤，纠缠着要由她和毛远新保管毛泽东的文件，还从张玉凤那时骗走了两份文件。张玉凤赶紧向汪东兴和华国锋汇报。华国锋和汪东兴一致意见：必须追回这两份文件。江青只好交回这两份文件，但文件已经被她改得乱七八糟。华、汪二人对此很生气。此后，华国锋下令，封存毛泽东的文件。这样，江青让毛远新留在中央整理毛泽东的文件的图谋，没有得逞。
9月28日，毛远新与江青、张春桥在中南海密谋，让毛远新直接给华国锋写一封信，提出他自己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辽宁的问题，然后他们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后发言，逼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
9月29日，政治局开会，华国锋主持会议。华国锋首先讲，江青提出要工作的问题，毛主席生前已经说了，她还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不变了。接着，华国锋当着与会全体人员的面，念了毛远新写给他的信。念完信后，华国锋先表态说：“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四人帮”一听，气得火冒三丈，急忙围攻华国锋。
江青恶狠狠地说：“毛远新应该留下，必须留下!只有他熟悉毛主席临终前说的话。”
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响应说：“毛远新应该留下。”
江青又说：“毛远新留下，是要处理毛主席后事的。”
华国锋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
汪东兴立即出面证明说：“是的，江青同志说这个话时，我在场。”
王洪文、张春桥也听江青说过这个话，便不作声了。江青一听索性就撒起泼来，又哭又闹。这时，张春桥提议：“让毛远新暂时留下来，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懂。”江青立即止住哭闹，响应说：“对，毛主席的文件交给毛远新，我放心。”
这时，叶剑英表态说：“我同意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
李先念立即附议说：“我同意华国锋和叶帅的意见。”
这样，政治局会议形成了僵局。江青又哭闹起来，并要赶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走。她指着叶剑英和李先念说：“你们无关的人都走。我要谈家务事。”她的意图是，只留下华国锋一个人，他们好逼迫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
华国锋考虑叶剑英、李先念年岁大了，会议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了，就劝他们先回去休息。叶、李二人只好走了。汪东兴则坚持不走，保护华国锋。
会议继续开，“四人帮”轮番攻击华国锋，让他表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华国锋、汪东兴等干脆不讲话了，任由他们说。等“四人帮”吵嚷累了，说话声音小了一些时，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干什么？”江青说：“开三中全会，毛远新留下起草政治报告，确定人事问题。”这句话暴露了他们的野心。
华国锋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是要让他交权。对此，华国锋是绝不让步的。他斩钉截铁地说：“会就开到这里，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不在场，开三中全会问题不讨论，开也要由我作报告，由我准备。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他起身就走。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与“四人帮”彻底闹僵了。他也认识到了“四人帮”的野心，决心粉碎“四人帮”。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指示中办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
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宣传部副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毛泽东去世之后，最高权力成为各方矛盾汇集的焦点。以华国锋为首的实力派，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三股力量必定要融合吸取其中一股，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国家元老们开始“走动”，“串门”起来。陈云、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们感到十分焦虑。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但仍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联络、互通消息，并分别找叶剑英交谈。
大家与叶剑英交谈的都是一个话题：如何解决“四人帮”。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了个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留，说几句话就走。‘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耐，现在‘四人帮’的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代表我去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叶帅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华国锋说完了即匆匆离去。
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而李先念与陈锡联私交甚好。毛泽东去世后，有一天，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隔了两天，亲自给叶剑英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此时的叶剑英在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后，也被宣布“生病”，停止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写：“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剑英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华国锋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叶帅两次来到华国锋家里，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华、叶二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叶剑英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了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他要汪东兴同华国锋不要动，由他在他们两人中间来穿插。叶剑英的车子由从中南海西门进，在汪家讨论后，出北门又去了华国锋家，到哪去了，“四人帮”也不知道。抓“四人帮”前，他们三人根本没一起碰过面。
华国锋又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
“四人帮”被篡党夺权的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
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吴德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那时，华国锋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吴德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并说解决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他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李先念不同意用开会来解决的办法，他提到了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例子。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更表明了“四人帮”已决意将华国锋等人打倒，是他们开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行动的信号。
华国锋正式表了态，叶剑英需要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解决问题。合法的方式，怕是时间来不及了。如果用武力解决，会带来负面影响，也不可取。
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商议后，最后确定以坚决的方式进行“智取”。具体方案是：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题召开中央常委会，吸收姚文元参加，会上即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采取行动，江青另行处置。行动时间定于10月6日。
当粉碎“四人帮”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10月6日晚，华国锋和叶剑英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
学者对华国锋的新评价
近年来(21世纪初)，学界对华国锋的研究有了较多的关注。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5年，实际主政却只有2年3个月。以往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有论者以“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即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即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四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现在学界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一正”显得不足，“四负”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具体表现在：
(1)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根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透露、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术和当事人张根生的记述，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国锋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
(3)并非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是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
(4)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者另有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