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胡温执政以来，其成绩有目共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自主创新等新理念，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一揽子新政策，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胡温在17大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个重大贡献。17大在旧的框架内推进民主进程，用新的四个坚持，代替旧的四个坚持，现在四个坚持是坚持思想解放，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坚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样就把思想从苏联模式、毛泽东思想、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胡温建国目标也有所改变，胡温提出要建立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把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提出来。另外通过温家宝的讲话，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公正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果，不是哪个阶级的理念提出来。通过了《物权法》。《物权法》的通过，说明中国在保护私有财产，恢复个人所有制上有所进步。 所以，17大虽然是在旧的框架下来推动社会发展，但也有新的内容，在中国政治上应该肯定胡温新政。

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胡温新政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进展不大障碍多多。胡温体制务实促进政治文明建设，既是高明策略的体现，又彰显了政改困难之大。毕竟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很多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轻易突破。实际上，胡温体制所倡导的某些改革，在有些地方就好似酷暑时掠过的一阵清风，但很快旧体制旧作风就回潮了。例如，虽然在抗击非典时期，胡温体制推动建立了灾害事故公开制度，但一些地方政府仍惯于瞒报事故的做法，非典过后此类事件就不时见诸报端。胡温体制力推执政为民，但仍有某些省市高官漠视群众利益，甚至腐化堕落，为害一方。由此看，胡温体制以务实作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而可以说尚有不少“闯关”在其中。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了盛夏，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就还处于乍暖还寒的初春，而且有时可能会出现倒春寒。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值得重视：那就是胡温新政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时肩负的沉重历史包袱。我们必须看到“胡温新政”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在21世纪初，中国背对的是整个20世纪的历史遗产和沉重包袱。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然而却有一种莫名的悲凉在其中：以王安石自命，可谁又愿意当宋神宗？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会令一切革新方案变味，王安石锐意改革，最终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个著名的悖论。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光绪到胡、赵，历代改革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体制内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苏联阵营及中国不乏先例，“胡温新政”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来自左、右阵营的抨击），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甚至有学者断言“改革已死”，中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改革：最大敌人是自己

这原因就在于当局肩上有太多的历史遗产（而且很多是负资产），这些遗产因为过去一直采取“不争论”和“历史宜粗不宜细”的鸵鸟政策，结果一直没有得到必要的清理，背到现在，包袱是越来越大，解套的难度也与日俱增。

事实上，1949年的革命和社会一体化整合，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并毫无节制地自我复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不但造就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官僚体制内部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悖论在于：改革阻力来自共产党内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乃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相互博弈，也在与中南海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执政能力。

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一个甲子仍未兑现。当今中国社会缺乏诚信，要从毛泽东开始问责。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在90年后被长期搁置；有中共元老声称政权是两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显然是一种血酬史观，没有跳出王朝更迭的周期律。赢家通吃不可能永远持续。君主立宪设计的高明之处，是在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用宪法限制君主权力，改为依法永享血酬。近年所谓“党主立宪”之说，也是主流学者为维系一党执政地位所做的政治设计。

机构可改政治不改，内部小改外不开放，政治体制改革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按中共智库人物提出的时间表，全民直选要到2040年才能实现。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渐进式的理性改革前景迷茫，体制在权力与财富的欲海中沉浮，台湾大选的话题持续发酵，毛泽东的幽灵四处游荡；历史留给政改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更要命的是：近一个世纪来残酷的党争中被彼此妖魔化的双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施暴者与受害方、长期来制度设计与近三十年来经济改革中的受损方与得益方，都应在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解。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走了另外一条方式炯异道路，搁置历史搞经济改革。这样，一方面极左派不顾近百年来世界所发生的积极变化与近五十年来中国出现的一次次灾难，盲目抱守1848年的教条与1919年的垃圾，阻碍改革；另一方面，极右派打着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大肆侵吞国家财富、挤占公共利益。经济是发展了，但新的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地凸出来。不能站在历史高端的经济发展，是野蛮的罪恶的。不争论的初衷是对的，但是不争论应该是在还历史本来面目实现社会和解基础上的不争论，否则就只能继续编造历史，编造历史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历史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编造历史的行为涉及面当然就既深又广，而且会作为一种行为方式迁移到其它领域，谁能肯定，我们目前弥散于全社会的诚信缺失、假货泛滥以及坑蒙拐骗，不是这种任意编造行为结出的恶果呢？

然而，胡温政改不是毫无办法，原因是作为新的一代，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对过去阶级斗争过火伤人的重大错误没有责任，对海内外的知识和展望更加开阔，可以为新时代的中国大展宏图。胡温将历史推进一小步，他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中国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那么，在今天的中国，胡温完全可以走“乘着船过河”的道路——这“船”就是建国六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这经验教训的“船”我们只能将其作为负载我们前进的工具，而不应将其背在背上成为包袱负担，“背着船”是无法“过河”的。总之，中国不能再背负起沉重的历史“包袱”了，日本丢掉“包袱”，强大起来；韩国丢掉“包袱”，强大起来。“丢掉包袱”才能轻装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