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 言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短暂而坎坷的人生阅历及其作品至今仍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改革开放以前，国内致力于萧红研究的学者并不很多，而文艺评论界对萧红不同时期作品的评价亦高低不同，褒贬不一。七十年代末期，国内外掀起了一股“萧红热”，大量研究文章问世，除生平考证、作品考证和怀念回忆等资料性文章，还包括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研究者逐年递增，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研究层面不断深入，研究角度不拘一格。萧红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在作家作品的出版、作家生平与作品研究、解决争议问题等方面更是成绩斐然。90年代以来的萧红研究逐渐摆脱政治、伦理评判的窠臼,研究者多从审美的角度,综合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作品进行解读。目前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萧红传记、传记小说和评传已达二十余部，学报期刊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论著和研究论文对萧红的生平事迹、创作历程、创作思想、创作特色和文学贡献等进行了追述、论证和重新定位，填补了萧红研究方面的空白，萧红研究工作取得了开拓性进展，使萧红研究走向多元整合。由于研究资料、研究视角的限制，仍存在一些有待改进更新的问题，如重复研究过多、对作品整体观照不够等缺陷。本文针对热点问题进行梳理综述从而顺应研究的发展趋势，使其成为研究者可供参考的基础材料。

二 萧红研究成果简述

                      

出生在呼兰河畔的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里程碑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萧红在世界上仅生活了三十一个春秋，但她以短暂而炽热的生命，熔铸出了闪动着现实主义风采近一百万字的文学遗产。在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出版《跋涉》《生死场》《商市街》《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11部集子，其作品小说41篇、散文78篇、诗歌12篇、戏剧2篇、书信7篇。至今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可是当时她的作品和她的人生一样长期饱受争议，并没很快的得到认可，综合新时期之前的研究，多数跳不出鲁迅、胡风、茅盾的评价格局。研究视角单一零散，受政治、伦理评判的羁绊，真正对其作品有开拓性的研究不多。新时期研究者们摆脱了政治、伦理、世俗的约束，从更广阔的视角进行多元化的研究，虽然仍存在问题，但却有很大的超越。  

1935-1942年，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进行的评价，成为了萧红去世之前评论的权威。鲁迅先生为《生死场》写的序言中，就其作品文本评价所占比例很小，“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点明了这部作品结构上的弱点。“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叙述与文笔上给予充分的肯定。序言还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作品中“力透纸背”的是对“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表现。相对而言，胡风的“读后记”褒扬与批评要明确很多。胡风明确肯定了作品对抗日情绪和抗日行为的正面描写，同时对作品的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形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作者缺乏对题材的组织，使读者“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每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语法句法太特别了”^[2]。虽然日后的评论家们没有忘记鲁迅先生对作品所表现“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的褒扬，但潜在的却是胡风文章的基调长期规定着对《生死场》的评价格局，二者的经典评价成为了萧红研究的开端。

1942-1979年文革结束前后，此时的研究成果多为悼念性文章，锡金《乱离杂记》、李洁吾《萧红在北京的时候》、黄淑英《二萧与裴馨园》、高原《离合悲欢忆萧红》、萧军《我与萧红的缘取缘散》、张秀珂《回忆我的姐姐》表达了友人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这些文章被季红真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萧萧落红》中。茅盾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他在《呼兰河传》序言中写道：“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萧红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圈子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4]在当时的语境中，艺术上的有限肯定要少于思想上的严厉批评，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评论的主旋律。

新时期萧红研究文集专著已达二十余部，国外的主要有《萧红评传》([美]葛浩文著)、《火烧云——萧红小传》([日]中村龙夫著)。国内的主要有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年12月出版)、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1月出版)、《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出版)、《怀念萧红》(王观泉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2月出版)、《梦回呼兰河》 (谢霜天 台湾尔雅出版社 1982年出版)、《落红萧萧》（长篇小说）(松鹰 刘慧心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3年出版)、《萧红研究》(《北方论丛》编辑部编 “北方论丛”丛书第4辑1983年)、《萧红作品欣赏》(杜一白 张毓茂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3月出版)、《萧军萧红外传》(庐湘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6年11月出版)、《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皇莆晓涛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萧红文学之路》(铁峰著哈尔滨文艺出版社 1991年5月出版)、《呼兰学人说萧红》(李重华主编 哈尔滨出版社 1991年6月出版)、《怀念你——萧红》(孙延林 姜莹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 1991年6月出版)、《萧红现象》(皇甫晓涛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8月出版)、《萧红传》(铁峰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3年8月出版)、《萧红研究》一、二、三辑 (孙延林主编 哈尔滨出版社 1993年9月出版)、《只有香如故——萧红大特写》 (李重华著 哈尔滨出版社 1993年9月出版)、《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钟汝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年4月出版)、《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王小妮著 长春出版社 1995年5月出版)、《端木与萧红》(钟耀群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年出版)、铁峰著 载在《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 1998年出版)等。生平研究文章约有二百多篇：萧红故居陈列馆中的《东昌张氏宗谱书》 (王连喜 《哈尔滨日报》1990，10.21 收录在《萧红研究》第一辑中)、《又是清明——祭萧红》(端木蕻良《传记文学》1991)、《萧红与<七月>的文学因缘》(陈世澄《龙江社会科学》1991，5 收录在《萧红研究》第二辑中)、《萧红年表》(李重华、王化钰《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 1991年6月)、《萧红名字笔名署名绰号的考证》 (孙延林《呼兰学人说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 1991年6月)、《萧红家世及其青少年时代》( 王化钰《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 1991年6月) 、曹桂珍《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 1991年6月)、《柳亚子悼萧红》（王光第 《新晚报》1992，2)、《萧红身世之争》 (白执君《哈尔滨日报》 1992，9.19) 、《萧红的另一个笔名玲玲》(铁峰《萧红研究》 第一辑 哈尔滨出版社 1993年9月)、《鲁迅与萧红》(韩文敏《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 1993年9月)、《萧红与曹靖华——萧红研究拾遗》(沈卫威《萧红研究》第一辑 哈尔滨出版社 1993年9月)、《萧红与端木蕻良》(方蒙《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 1993年9月)、《浅论萧红的爱情婚姻悲剧》(卢安奎《龙江社会科学》1996，4)、《香港：萧红人生之旅的最后驿站》(滕晓梅《名人传记》1997年03期)、《萧红在香港的最后几天》(钟耀群《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4)等，近几年刊登于国内大小报刊上的萧红研究文章可以说更是数不胜数。这些论著和研究论文使萧红研究更加全面充实，向着整合趋势发展，总体来说萧红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时期。

 

三 新时期萧红研究

 

（一） 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

萧红的身世从新时期至今一直是研究者的研究考证热点，关于萧红身世有所争议的问题因上述的新时期研究成果得到解决，如关于萧红的身世的“养女说”，1980年萧军所著《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问世，其中谈到萧红的弟弟张秀珂曾对他说“疑心以致确定他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谜团。陈堤先生在《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一期上发表《漫话萧红》论文，与萧军说法持相同观点并举了两个例子进行论证。持“生女说”的铁峰认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理由有三：其一，据《东昌张氏宗谱书》姜玉兰生辰与简历证明，姜玉兰为张选三原配夫人；其二，姜玉兰娘家距呼兰25里，为当地大地主，地主家的姑娘下嫁给一个贫穷的“地户”不符合实际；其三，若姜玉兰“改嫁”张家，萧红最小不小于6岁，早已记事，岂能不知道谁是她生父和“谋害”死她父亲的仇人？刘乃翘和王雅茹的《萧红评传》对铁峰的观点做了进一步补充，认为陈堤先生所说的“张选三对萧红毫无亲情，不能算为父亲”的观点“是指没有亲情，但不能说明有无血缘关系。萧红父女关系交恶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与新的进步观念碰撞的结果”。呼兰萧红纪念馆也派专人组成调查组，调查结束后，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生女说”“养女说”之争也由此划上了句号。

萧红的诞辰日一直是个谜。目前，萧红诞辰日争论最多的是五月初五说和五月初六说。《萧红与萧军》作者肖凤曾问过萧军萧红的诞辰，萧军答复说萧耘的材料为准。萧耘告诉肖凤经过调查，（萧红的出生日）应以6月2日，阴历五月初五为准。铁峰认定萧红出生于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并进行了考证，铁峰编辑《萧红全集》的时候将萧红的出生日定在6月2日。关于萧红病逝的时间，网络里有些研究者认为是1942年1月22日，而萧红学研究者章海宁，则说是1942年2月22日病逝香港。

萧红的一生中经历三次婚恋、两次失子，关于她婚恋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肖凤的《萧红传》与葛浩文的《萧红评传》，把肖凤的《萧红传》与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做下比较，肖凤的书中对事物的评判，思维明显“以善为本”；葛浩文能够直陈是非，“以真为本”。美国人葛浩文写了“一个好女人和三个坏男人的故事”，肖凤的写作态度是：“与人为善”“隐恶扬善”。早期很多研究者热衷于研究萧红的婚恋史，新时期尤其近期研究者们对于萧红家庭亲情方面的研究也丰富了很多，从而更全面地探索其情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如周爱华的《论情感缺失对萧红张爱玲创作的影响》、谢丽娟的《父爱的缺失与寻找——透视萧红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及其创作心理》、熊丽的《论童年经验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等。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有助于其他方面研究的进展。

（二） 对萧红作品的研究

新时期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其小说的研究和对散文、诗歌的研究。

1对萧红小说的研究

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的评价，影响至今。虽然日后的评论家们没有忘记鲁迅先生对作品所表现“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的褒扬，但潜在的却是胡风文章的基调长期规定着对《生死场》的评价格局。因为《生死场》一度被作为萧红的代表作，所以对《生死场》的评价一度也意味着对萧红的整体评价。毫无疑问这一评价没有突出萧红创作的独特性，整体评价也不高。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邢富君在《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1期）中指出《生死场》是“农民对命运挣扎”的文学，其主题是“贯穿始终的农民生死线上的挣扎”。陈思和的《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01期）通过对《生死场》的分析阐明 ,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敏感的内心 ,使萧红的创作非常贴近中国民间的存在现实，认为《生死场》是启蒙视觉下的民间悲剧。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3期）。李向辉在《“生死场”的现代书写—萧红新论》（《兰州大学》2007年）中指出，萧红明显舍弃了小说的时间要素，而以空间形式来结构作品，通过对场景的展现和场景与场景的并置，力图表现出“城”的历史和较长时间段内一种生存的状态，通过个人身世的悲剧感受传达出对生命意义层次的思考和对苦难人间的深切关怀。王晓平《重读萧红的<生死场>与<呼兰河传>》(《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01期）一文通过一种政治阐释学的文本细读,得出了与今天主流论断有所不同的结论,即《生死场》由于作者对当时社会多重矛盾组成的总体的次序采取一视同仁的判断,艺术的统一性受到影响，另外《对着人类的愚昧--论<生死场>的主题意蕴》（黄晓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04期）、《论<生死场>的悲剧意识和女性关怀》（程玖《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04期）、《拒绝媚俗--<生死场>中的女性意识》（段榕《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04期 哲学社会科学版）、《<生死场>研究述评》（《 德州学院学报 》2006年01期）、《<生死场>与<人间问题>的人物类型与艺术表现手法比较论》（梁旭《吉林大学》2007年）、《<生死场>主题解读述评》（方明连《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05期）、《萧红与姜敬爱的小说创作比较研究——以小说<生死场>和<人间问题>》为中心（孙鹤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年）等，高水平的论文不胜枚举。各种见解纷至沓来，见仁见智而难以趋同。仅把《生死场》定位为“抗战文学”“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是不够的，是担当不起萧红的成名之作、代表作的美誉的。《生死场》之所以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在几十年后仍有强盛的生命力，不是靠胡风定位的“抗战文艺”的支撑，也不能说是鲁迅给的慎重小心的评价，而是靠在作品中力透纸背的独特生命感受。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真实的展现出来。

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滞后于时代的主旋律，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既是她临终前的辞世大作，又是关于萧红其人其作最有争议的“焦点”之作。鲁迅、茅盾等老一辈伟大革命文学家对萧红及其创作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5］。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但艺术上的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与思想上的严厉否定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他的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彻底否定。这也影响了奠定了后人对《呼兰河传》评价基调。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多数论者认为它有力地批判了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恶习对人民的毒害,表现了呼兰河人民的善良和顽强。同时又认为全书投射了作者脱离生活斗争的苦闷暗影,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犯。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6］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张凤武在《寂寞人生的呐喊——关于<呼兰河传>的文化选择与意象本真的审美阐释》（《焦作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1期）指出《呼兰河传》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于对人及其命运的真情关注并多姿多彩地表现“人”，即表现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人性”的人类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既相适应又不适应，既相互包涵认同，又相互排斥对抗的矛盾统一的客观规定性运动过程。作品于“平庸”中暴露了那一时代的社会虚伪与世态沉沦，刻画出血泪模糊的人间悲剧和宗法神态世相。

萧红后期的讽刺喜剧《马伯乐》，一般认为是一部失败之作，长期不被关注，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对其主人公形象分析众说纷纭，有人称它“主题开拓不深，政治意义不大，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有人认为它“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他作品无可替代的。陆文采论《马伯乐》（《中州学刊》1982年02期）认为萧红困居香港期间完稿的《马伯乐》等作品,有着她内心的苦闷之情,但并没有离开那个时代,仍可听到时代的声音,使我们仍然看到她关注着祖国人民的命运。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孙永良《<马伯乐>的悲剧底蕴》（《呼兰师专学报》1999年02期）一文认为马伯乐的形象是可笑的又可恶的，然而马伯乐形象的基调底蕴是可悲的，《马伯乐》是一部悲剧。因为围绕马伯乐的环境是真实的，悲剧性的马伯乐形象是漂浮在时代大潮中取小利求小惠，“无心的以苟活为宗旨”的“蠢虫”的代表。李秀清在《萧红笔下的“阿Q”——马伯乐形象分析》（《时代文学(双月版)》2007年03期）认为马伯乐这个形象体现了萧红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对“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不彻底的反思。金凤在《精神胜利法与精神失败法的交织——马伯乐形象新探及其意义》（《名作欣赏》2010年29期）一文认为马伯乐身上既存在自欺欺人式的精神胜利法,又存在逃避主义式的精神失败法,这种“一体两面”式的悖论性格水乳交融,有力地丰富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内涵。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研究深度和创建性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2 对萧红散文、诗歌的研究　

新时期至今，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散文和诗歌的研究上，并有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收到研究者的青睐，邢富君的《〈商市街〉简论》（《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充分肯定了萧红散文成就，对萧红的文笔大加赞美，有浓郁的抒情色彩。马云的《萧红〈商市街〉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商市街》是萧红经过时间的过滤和情感的沉淀以后创作的 ,与作者创作时的情感和心境有关。作品表现的情绪显示了作者家庭情感的危机 ,是萧红对自我的审视 ,也是与萧军的对话。夏菁《萧红:女性视角的抗争与书写个性的凸显--试析<商市街>的深层意蕴及艺术特色》（《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4期）认为《商市街》颠覆了女性散文传统意义上雅致、温馨的个性,让饥饿、病痛与贫穷俯拾即是，而充盈其间的阳光心态、觉醒意识和“哲人目光”使得作品的情感格调得以升华，取材的以小见大、细节的精当和语言的清丽则组合成萧红散文独特的书写个性。

萧红一生创作了70多首诗歌，相对于对萧红小说的研究，诗歌的研究就显得比较薄弱，李运、赵学勇《论萧红的诗歌创作》（《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01期）将萧红的诗歌纳入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与冰心、湖畔诗派及林徽因的比较研究,从而发现萧红诗歌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它们是萧红基于切身体验与挚诚的生命感受之上的心的诗、心的歌,是她自身性格、情感、经历的忠实记录,自然流露。正是这种自然本色之美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浓厚兴趣。

（三） 研究角度的多元化

90年代以来人们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不再像之前那样多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苛责其个性化的创作，加上西方多种研究方法的介入，不仅乡土文学及艺术评判角度的研究得以深入，而且还开始尝试从比较文学、女性文学、叙述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意义等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审视萧红的创作，从而使得90年代以来的萧红研究走向多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引入，为萧红研究开辟了新视野。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用一章篇幅对萧红进行了女性主义阅读。黄长华《论萧红的女权主义思想》从性爱、生育和死亡等视域研究萧红文本。单元在《萧红与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湘潭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中将萧红置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参照系中进行考察，认为萧红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从生与死、心灵与肉体等多重层面写出了中国广大女性生存真相。屈雅红的《孤独与漂泊:从女性主义视点读解萧红》（《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4期）援引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通过追踪萧红的生命历程、分析萧红的文学创作、剖析文学史对萧红的评价,解读了萧红身上所透露出的性别文化符号。夏菁《萧红:女性视角的抗争与书写个性的凸显--试析 <商市街>的深层意蕴及艺术特色》（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4期）将萧红与上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的身体写作相比较，认为萧红无疑是位先行者和佼佼者。她以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下的女性文学,将下层女性的生存状态诠释得淋漓尽致。平原、郭运恒《女性之态和人生之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分析了萧红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眼光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指出萧红从个体生存经验出发表达出一种集体生存的经验：男人的处世方式、秉性、德行并不比女人强，这是对男性清醒认识之后来自女性生命生存与生命发展的一种欲望和冲动。

此外，在把萧红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把萧红与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张爱玲进行比较，认为萧红在创作中虽以个人的女性体验为起点，却扩展到广大中国人的群体体验，把女性的苦难置于民族的、人类的苦难之中来表现。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中也说“以30年代最有成就的两个女作家相比较，我们感到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骛，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击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风致，开拓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韩智坤《张爱玲和萧红相似而不同的人生经历对各自创作的影响》(《四川大学》2006年)通过对比张爱玲和萧红的家世背景，分析两者创作对象和风格的同异。张爱玲和萧红都描写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老百姓，不同的是萧红主要对东北农村中的农民形象进行刻画，文字也是贴近土地的，非常质朴、天然，张爱玲则是将目光瞄准了沪港洋场社会中没落的遗老遗少、太太小姐，因为家族和学养的关系，作品中透露出令人炫目的贵族气。李石勇《论萧红和张爱玲生命与艺术的悲剧主题》（《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04期）以两人作对比,以两人相似的经历与相同的时代背景研究中心 ,用她们的作品进行佐证 ,在同质的基础上进行两者的异质比较。张艳梅  胡玉伟《爱与痛的歌哭——冰心、丁玲 、萧红、张爱玲笔下的生命意识比较》（《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6期）、费水蓉《回荡在城市与乡村的悲剧交响——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命运比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07期）等诸如此类的研究纷至沓来。除了与陈衡哲、白薇、冰心、庐隐、丁玲等女作家共性与个性的对比分析外，还将萧红与三毛、迟子建等进行比较，如王金城、武文茹的《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孙丽玲《萧红迟子建创作中的乡土意识比较》（《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5期）一文指出萧红的作品着重于乡土文化的审视批判,迟子建的作品着重于乡土文化的眷恋缅怀；萧红突出表现的是乡村自然风俗的荒凉冷漠，迟子建刻意描绘的是边地自然风的宁静淳朴；萧红的创作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性,迟子建的创作却有向传统回归的倾向。

还有一批研究者将萧红同乡土文学作家叶紫、“乡土文学派”的王鲁彦、许钦“京派作家”师陀、沈从文等作了比较，如曾穗菁的《相近美学追求 别样情境表达——沈从文和萧红乡土文学创作比较研究》（北方论丛2010年第4期）指出萧红乡土文学作品的特色。

崔云伟在《从<生死场>、<后花园>、<呼兰河传>看萧红的存在之思》(《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02期)中提出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存在主义作家，她透析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呼兰河是整个人类生存的隐喻这一观点。陆新《时间在萧红小说中的意义》（《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01期）指出时间在萧红文本中无具体所指，而是一种恒定性的存在，它可以指向任何时代，从而萧红也用这种时间观念将人类的生存困境指向永远。以上均是从哲学意义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许多研究者从叙事学角度关注萧红的文本中儿童视角的运用与其自然天性的浑然天成，其亲切质朴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儿童视角的成功运用。此外，还有从叙述人称、成年视角对其文本进行解读的。翟慧清《选择与疏离———论萧红小说叙述策略的嬗变及其思想意义》（《齐齐哈尔师大学》2000年05期）则从萧红叙述人称的转变来探讨她背后复杂的思想。

（四） 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

“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现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它接受教育的权利过早的被剥夺了。处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由一个地主女儿沦落为流浪者、穷人，这构成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7］萧红跟同时代的名人大家们相比，她所受的文化教育、艺术修养属较差的一个，但是她的个人风格又是那么鲜明、独特、浑然一体，很多人认为她是一个“天才”。但有不少研究者从萧红的创作与中外文化的联系中来研究，认为“萧红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创新的作家，她在借鉴别人的东西的同时，经过自己的‘文化过滤’揉进新的意境，再造就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品。”“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种种历史机缘，使得萧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俄苏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萧红关照和反映生活角度的选择和确立，受到了辛克莱与契诃夫的影响，对于民族灵魂的探索和自省接近于屠格涅夫、罗曼·罗兰，带着主观表现温情脉脉的现实主义。萧红是一个善于将外国文学影响消融于自己独创风格的作家，她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独特创作角度。”^［8］

另外，很多研究者也关注到萧红和鲁迅的创作思想、艺术见解上师承关系，以及鲁迅精神给萧红创作生涯带来的影响。单元的《试论鲁迅对萧红文学创作影响》（《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认为鲁迅的文学观、精神力量和伟大的人格都对萧红产生了深远影响。林敏洁在《鲁迅与萧红交往考察——兼论〈回忆鲁迅先生〉〈民族魂鲁迅〉》（《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中，通过比较发现萧红作品与鲁迅作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并且认为这是鲁迅对萧红潜在影响。耿淑英《一脉相承　执着人生──谈鲁迅文学观对萧红的影响》（《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2期）认为萧红继承了鲁迅的文学观，即文学“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效。杨玉光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论萧红对鲁迅小说传统的师承与创新》（《延边大学》2004年）从鲁迅的小说传统内涵入手，在简略概述了萧红继承鲁迅小说传统的外部成因的基础上，着重从文学精神、小说内容以及小说形式等方面分析了萧红对鲁迅小说传统多方位、多角度的继承，从而挖掘出萧红与鲁迅在文学精神上的师承关系以及萧红在小说创作上的独特风格。

（五） 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

萧红的作品有着她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就如同她自己所说的：“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9］ 在萧红的研究中，萧红那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是研究者们极其关注的。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认为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持续的疼痛使她的情绪和情感，带上了一种苦难质性，她把所有这些主观的东西，在自由叙述中重新植入被创作的世界，从而深化了她的悲剧主题，即诗性的悲剧”^［10]。熊延柳在《悲渺与悲壮——论丁玲萧红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审美价值》（《黑河学刊》2005年01期）中谈到：萧红小说中的人生悲剧性体验包含着一种民族情绪，在沉重和忧郁中有执着光明的未来。王胜《萧红小说的讽刺艺术》（《山东文学》2007年04期）认为萧红的小说在散漫温婉的叙述表层背后,潜藏看一种深刻、沉重的讽刺和批判。她的许多小说和散文是相互渗透的，因此有许多研究者从小说散文化、散文小说化、抒情诗化、绘画化等方面研究她的创作艺术。阎志宏《萧红与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社科辑刊》1991年2期）指出现代小说散文化从鲁迅起始露端倪，经郁达夫、郭沫若、废名等人之手，到沈从文已成为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萧红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在艺术上以独具一格的散文化小说为现代小说增添了光彩。李计谋《“萧红现象”的文化阐释》（《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认为《呼兰河传》集乡土文学名家大成，卓然出乎其上。她将本世纪初叶的塞外小城的粗俗民风“谱上了悠扬缥缈的曲调，装点亦庄亦谐的容颜”；把有保留的讽刺、批判、赞扬和乡情融合在一起，织就了一个艺术整体，使作品透出真气、活气；把前代乡土小说家所禀有的地方风情上升到地域文化的高度。此类研究性文章还有陈乐山的《“寂寞”——萧红散文的基调》（《惠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秦林芳的《论萧红的文体特色》（《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等。茅盾在为萧红的《呼兰河传》作序时写到：“这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是对她独特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最好概括。

萧红的一生是短暂而坎坷的，但她却是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在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始终体现了对穷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灵魂的归依。却给世人留下了一百万余字的文学遗产，长久以来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在五十多年的萧红研究中，我们取得很大成果，使萧红在文学史上越来越受关注。但多年来对萧红的评价并不够完善、准确，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此外，萧红的生命本真及其作品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并没有完全还原呈现，还有待我们后继研究者继续研究，使萧红研究更趋近于完美。

四 结 论

 

本篇论文通过对各个时期萧红研究成果的整体把握及有限的研读，顺应萧红研究多元整合的发展趋势，对新时期及近期萧红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归纳、全面辩证地综述萧红研究的各方面成果，主要包括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萧红的作品，研究的视角，萧红创作的源流及其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等方面内容。与同类文章相比，内容观点更加新颖全面，注重克服了重复研究过多,对作品整体观照不够等缺陷，对待某些争议较多问题进一步总结研究，从而尽可能得到权威结论。希望本篇论文能够成为萧红研究可供参考的基础材料。

 

 

参考文献

 

[1] 鲁迅. 生死场.序［M］//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54.

[2] 胡风. 生死场.读后记［M］//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3] -[4]茅盾. 呼兰河传.序［M］//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704-706.

[5] 葛浩文. 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137-138.

[6] 铁 峰. 萧红的文学之路［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218.

[7] 林贤治. 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M]//萧红十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8] 黄晓娟. 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49.

[9] 聂绀弩. 萧红选集.序［M］//萧红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

[10] 林贤治. 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M]//萧红十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1]钟汝霖. 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12]季红真. 萧萧落红［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3] 李向辉. 批评的批评：萧红研究回顾[J]《兰州大学学报》

[14]王娟. 90年代以来萧红研究述评[J]《文教资料》2009年第18期

[15]闫红. 社会、性女、性人性[J]《河北大学》2004

[16]秦祖辉. 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蕴和审美风格[J]《扬州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