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目前突然一下子涌现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从食品药品安全，三峡大坝，到福岛核危机，我们的领导要面临那么多的科学问题和专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突发事件，有些是社会和科技进步导致的新出现的问题。在这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前，即使是非常专业的科研人员，也都会非常棘手，我们的领导人作为政治的领导者，很可能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例如，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温总理访问福岛，“被迫”吃当地的水果，但是，我们的随行人员却居然没有配备放射性物质探测装备，还要依靠南朝鲜人用设备为我们的总理来检测安全性。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科技疏忽事故。
应该承认，人不是神，都有自己的能力极限，也都有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对于领袖的要求是善于执政，而不是具备包括科研能力在内的全面能力。所以，发达国家的领袖，是要依赖于具备科研素质和专业精神的幕僚团队的。例如，美国总统就有科技顾问委员会，其成员是总统亲自指定的，可以信赖的，具有能力和专业精神的科学家。当遇到科技难题时，总统可以完全信赖这个团队，并且可以保证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进行毫无拘束的有关科研问题的讨论，而不必担心泄露机密或者遭到利益集团的收买。首先，这个团队是总统任命的，是为总统服务和负责的，所以，总统不信赖的人，是不大可能得到任命的。而他们的能力，也与总统的决策密切相关，总统也是不会随意任命或者任人唯亲的。并且，总统在任命时，一定只是考虑其能力，而不会关心其是否是院士一类的职称。其次，这个团队属于总统执政的团队，每个总统都有权利，重新任命，保持了团队的不断更新，以维持新的活力和效率。还有这个团队不负责执行具体的政策，而只是向总统提供咨询意见，在保证其专业性和科学性的同时，又不会插手国家的事务，维护了其中立性和客观性，也使总统在处理涉及科学问题的社会事件时，可以保持独立性和第三方的裁判权力。这样也就大大缓解了政府领导层在处理公共事件时，面临的政治压力。
其实，我国体制内，也是有领导科学智囊团队的设计的。比如，原来的中科院学部委员，现在的两院院士，还有各大部委的附属研究机构，以及科技部和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等等。但是，与美国的制度相比，我们的这个设计是没有效率的，而且，存在着很多潜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目前的科技智囊团队不是由国家最高领导层确定的，当然也不会只对国家最高领导层负责，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控制。例如，目前两院院士应该是一个荣誉称号，但是，却承担了太多的国家决策和咨询责任，并且不能保证每一个院士都能完全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毫无私心地提出科学主张和意见。而且，目前也没有院士直接向国家领导人定期提交咨询意见的制度，完全是自发的，没有控制的咨询机构。
同时，我国的最高科技智囊团队，比如两院院士，是由院士自己选举产生的，而不是由国家最高领导层确定的。因此，我国的院士首先要负责的是其在两院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家领导意志而服务的。因此，两院院士的意见很重要，但是，必须要经过最高领导层任命的科技顾问认可或讨论，才可以向领导层提供意见。例如，美国有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但是，真正影响美国总统科技政策的不是美国科学院士，而是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美国科学院院士最大的权力就是可以在PNAS上发表自己文章，而比其他的科学家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而已。
第三，我国的最高科技智囊团队，比如两院院士，基本都是终身制的，这当然与美国科学院一致。但是，应该承认，只要是人，总是会有衰老和精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咨询和收集信息等等烦琐而又细致的事情，还是应该依靠年富力强的人。所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是有任期的，是可以更换委员的。
第四，作为国家领导层的智囊，应该富有专业精神，同时没有利益集团的牵扯。而我国目前的各级政府也有专家团队，但是，很多专家都有利益与其评估咨询的项目相牵扯。我国的很多项目，都是经过专家咨询和评估过的，但是，也有些项目会出现问题，而且一些问题就是由于咨询和评估的问题造成的，是有专家责任的。但评估或咨询过问题项目的专家却可以在没有任何解释或说明的情况下，继续参与咨询和评估。专家的能力和水平，也没有得到体现。
第五，我国目前的科研项目，还是以国家投入为主，咨询专家自己就可以参与，甚至操纵项目的申请，有太多利益的牵扯，但是，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机制。而使参与决策的专家，由领导层亲自指定，其科学能力、专业精神和人品道德，都由领导层来考察，领导层决定了其科技顾问的团队，也必须、也只能为这个决定承担责任。这也不会让领导层为并非自己指定的个别专家的错误意见，无缘无故地背黑锅，同时也会使领导层在决策涉及民生问题的重大科技问题上，而更加慎重和科学。
总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建立和不断发展，我们国家的领导层会越来越多的面临科学执政的问题，这也使建立一个更加高效、更加专业和更加值得信赖的科技幕僚团队成为了一个可能的选择。
北京大学免疫学系 王月丹 博士
于学院路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