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两位大佬初任，有个神奇的作者，仅仅根据他们几个月的成绩，就写出了《拐点》一书，断言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从此走上了新的上升轨道。到今天，两位大佬即将卸任，不知这位作者在哪里？观点依旧乎？

　　其实当年的乐观情绪，不仅仅是该位作者的，也是普遍存在的。两位大佬，一位父亲文革时死于左祸，一位竟在那个时候陪同那位伟人去广场，人们为此对他们将带来的变化充满期待。而那几个月，种种迹象也似乎支持着这种乐观：借非典事件公开信息，借宪法宣传强调法治，并采取了种种亲民举动、表达出种种亲民言辞。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两届任期届满。在即将到达终点之前，如果盘点两位大佬成绩的话，当初的乐观情绪，今天还在吗？

　　周边问问，乐观肯定不再，但似乎也谈不上有太大的失望。几年下来，两位大佬的作为，也许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守成有功，开拓无力”。

　　所谓守成有功，指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两位大佬承接了前任留下的遗产，享受着加入WTO带来的红利和中央集中财力带来的调控力，在强烈外需的拉动下，经济增长率保持着两位数，带动整个经济总量上台阶，中央政府也运用分税制所集中的财力，办了诸如奥运会这样的大事；另一个方面是，两位大佬中规中矩地不断应对着各种突发问题，非典、大地震、旱涝、群体事件，两人东奔西跑，苦劳有目共睹。虽然现实中还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公平点说，两位大佬尚没有什么太过让人指责的地方，几年下来至少做到了守成。

　　记得前任大佬曾说过，只要老百姓能说他是个清官就够了。清不清官，没有相关信息，所以还真不知道，但他确实做了不少需要勇气的开拓性事业，如分税制、汇率并轨、机构改革、加入WTO，虽然有些事情现在仍有些褒贬不一。但与他相比，现任两位大佬却没有亮点，做的基本上是应对性工作，未能开创出一些新局面，以便给后任留下可享用的遗产。而本来，公众普遍期待他们取得一些突破，做一些见效缓慢却有长期效应的事情，栽一些给后人乘凉的树。但是，可惜了。

　　他们第一棵可栽的树本应是法治方面的。有德性的统治者要为中国的未来奠定发展基础的话，一定要在法治方面有准备，而两位大佬上任初期也曾经承诺过。可几年下来，虽在立法方面有所进展，但在司法方面几乎毫无建树。司法是社会良心的最后防线，近些年来越发激化的社会矛盾，超负荷运转的信访机构，无一不说明法治欠缺的危害。英国、普鲁士这样的国家，在国王专制下都能够实现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一个“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民主”下却迟迟没有进展。什么是法治？首先是宪政审查（从源头上保证法律法规和政府命令合乎宪法），其次保证专业化法官的独立审判。在现行制度下，完全可以实现这两个方面。比如说，为了进行宪政审查，可在全国人大下设置宪法委员会，以专业化法官来进行中央层次的宪政审查和各省宪政案件的上诉，各省人大也可设宪法委员会，负责本省范围内的宪政审查。为了保证专业化法官的独立，可以在全国人大下设法官提名与监督委员会，负责中央层次的法官提名与监督（任免仍通过人大进行），各省也可设类似的委员会，负责全省范围的各级法官提名与监督（任免通过同级人大进行），同时废除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这样的制度建构，完全不违反任何现行制度，却能尽可能地保证法律法规的合宪性与法官的独立。这可达到法治的初步，为未来中国与下任执政者留下丰厚遗产。

　　第二棵可栽的树是基层民主的扩大。民主制度本非中国自有，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也模仿着建立民主制度，并于1978年后得以恢复和重建。公平点说，中国当然已经具备了一个大的民主架构，但同样不容讳言的是，这一制度运转效果并不佳。要能让这一民主制度有效运转起来，除了寄希望于公民社会的成熟外，最为重要的是执政者要供给和完善一系列配套制度与细节制度。在这方面，两位大佬执政初期似乎也有一些举措，如试点部分地区的县乡领导人的直接选举等等，但后来似乎就这么偃旗息鼓了。特别是今年独立候选人的行动，明明具有《选举法》上的充足依据（选民可另选他人），却被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人士说成无法律依据（真不知是别有用心还是水平不够）。在县乡一级展开领导人的直接选举，以及鼓励（至少宽容对待）自发的参选行为，这本是两位大佬可以做的。

　　第三棵可栽的树是教育。都知道教育重要，两位大佬也说了很多话，明年还要将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提高到GDP的4%，可现行教育状况却让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满。日益增强的应试教育，投入大产出小的全民英语，毫无效果的政治教育，收费日高的幼儿园与高中教育，功利化日深欠缺人文精神的大学教育，大跃进般注水的博士扩张，养鸡数蛋式的大学科研考核…。当然，许多问题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许多问题的解决也并非两位大佬短期内能做到，但我们发现，这几年里，诸多问题不但未曾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不知何日有解决的希望。都说百年树人，良好的教育体制才是这个社会长期的资产。

　　第四棵可栽的树是帮助民营企业的成长。记得有位美国总统说过，美国的事业是企业。中国的事业当然也是企业，没有一批能够不断创新、不断成长并能带动中国经济升级的企业，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也就没有了动力源。仅仅依靠因人口规模形成的市场，以及低成本形成的代加工能力，永远成不了制造大国。而这样的动力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中外经验看，只能寄希望于民营企业的成长。虽然两位大佬在这几年中，也出台了一些鼓励非公企业发展的文件，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营企业没有壮大，而以中石油、中石化这种依靠垄断地位搜刮民脂民膏、占据产业链上游盘剥加工企业的国企，却越发壮大了。国企的壮大，是全民的灾难，高油价、高过路费、高通讯费等等，消耗着民族经济成长的能力，鼓励着一批批硕鼠们用天价吊灯、高价茅台等形式分食全民财富。

　　……

　　也许该做的事情还有许多，有许多能为未来中国奠基、为下届执政造福的制度，该由这两位大佬，以绝大的勇气与毅力来突破。但是没有。未来的历史，将会在这里发出可惜之声。

　　时间快到了，在剩下的不多时间里，两位大佬还能做什么，以便让未来的人记住他们？制度性的突破已不可能，但至少以下两个政策方面的作为仍可行。

　　第一个当然是房价调控。要说这几年两位大佬让人们最不满的地方，那一定是不断高涨的房价。房价上涨虽然不完全是这两位的错，他们似乎也一再作出种种努力，但毕竟效果不佳。只有将房价控制住并下降到人们大体可接受水平，才能为未来中国经济消除隐患，并保障老百姓起码生活。要控制房价，除了继续现行调控政策外，治标之策恐怕是提高利息（这也是控制当前不断高企的通货膨胀几乎唯一的工具），治本之策恐怕是在保证地方政府一定财力基础上（如将增值税按60︰20︰20在中央、省、市县间分成），把土地出让金从一次性征收改为逐年征税。这一次的房价调控若不成功，将来的问题与麻烦会更大。

　　第二个可行的是将生育二胎合法化。计划生育最大的理由是人多资源少，可它忘了，人是最大的资源（劳力资源与脑力资源）。再加上计划生育过程中对人权的侵犯，以及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的高风险与心理因素等原因，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势在必行。而且，废除计划生育与调控房价不同，在社会上只有受益者没有受害者，惟一受害的只有计生部门及依附其上的各色人等。当然，废除计划生育政策遭遇到的唯一问题是，怎么向人民和全党交代。人民忍受了绝大牺牲，全党承担了巨大的道义资源消耗，如果直接宣布这一政策本来就是错误的，他们恐怕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此，从政治上考虑，作为缓冲和过渡，可以首先宣布生育二胎合法化，运用的理由就是这一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正如30年前《致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的一封信》中承诺的）。事实上，二胎生育合法化，也基本满足了大多数愿意生育的夫妇的要求。

　　中国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不怎么信鬼神，却对历史充满畏惧感。三年大饥荒时代，二号大佬曾对一号说，“我们将来都是要上史书的”。将来的史书，在描述这十年的时候，用的语言是“平淡无奇的十年守成”呢，还是“守成有功，末期有亮点”呢？我不知道，只是睁大眼睛继续观察，并准备偶尔仰望一下星空。